大江健三郎：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中國之行

　　文/劉莉芳,吳琦

　　2009 年1 月16 日，大江健三郎來到北京，領取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聯合頒發的“21 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2008)微山湖獎”。在日本，大江很少出席頒獎典禮，并且拒絕日本政府頒發的文化勛章。自1994 年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諾貝爾文學獎以后，這是他第一次親自出席文學獎項的頒獎典禮。

　　這是大江健三郎第6 次訪華。出人意料的是，這次大江訪華很低調，媒體沒有大幅預熱，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大江要來。1月19 日，距離中國農歷新年只有一周的時間，北大學生開始陸續離校回家過年。記者在北大論壇上見到一條帖子：大江將于1 月19 日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演講。和以往的演講不同，這條帖子沒有引起關注，校園里也沒有張貼海報。記者提前三天去領票，看到還有厚厚一疊票沒發出去。

　　大江突然來訪，讓京城有些意外。因為自1994 年從瑞典國王手里接過諾貝爾文學獎之后，這位老人再也沒有出席過任何頒獎典禮。這次，讓他千里來京領取的獎項，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與山東微山縣聯合設立的“21 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微山湖獎”，這是一個新增設的獎項，自2008 年起將用這個名稱連續評選5 年。大江健三郎的新作《優美的安娜貝爾·李寒徹顫栗早逝去》和拉塞爾·塞林·瓊斯的《太陽來的十秒鐘》、亞歷克斯·米勒的《別了，那道風景》三部作品今年獲得該獎。

　　大江說，之所以出席這次頒獎典禮，是希望更多的亞洲人讀他的作品。同時，他向主辦方提出兩個要求，一個是參觀魯迅博物館，親眼看看魯迅創作《希望》的地方；另一個是在北大向學生演講。向年輕人演講，這是大江晚年最樂于做的事情。在要求都得到滿足之后，大江于1月16 日來到北京。

　　魯迅博物館位于北京市西城區阜成門內大街宮門口二條19 號，是魯迅在北京生活的最后一處住所。大江被眾人簇擁著來到時，院里的棗樹長勢正旺。他悄悄地避開人群，在角落，默誦了一遍《希望》全文，然后又面紅耳赤地出現在大家面前，竟有幾分“追星”似的忐忑和興奮。

　　1月19 日上午，大江健三郎來到北大。原定10 點開始的講演，9 點半就擠滿了聽眾。大江的開場白和三年前他在北大附中做的那場演講的開場白幾乎一樣。他說：“每次來中國，我都有幸跟年輕人講話。等我回到日本，我又跟日本的年輕人說起和中國年輕人說過的話。這就是我一直以來所做的事情。”

　　他的語調不疾不徐，淡淡地說：“到這個月底，我就是一個74 歲的老人了，我想，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中國之行。”這話讓聽眾們唏噓不已，散場后，很多人找大江簽名，大江一一工整地寫上自己的中文名字，蓋上夫人為他準備的印章“健”。

　　大江健三郎北大演講：我這一生都在思考魯迅

　　這是我第6 次訪問中國。每次來中國，我都有幸跟年輕人講話。等我回到日本，我又跟日本年輕人說起和中國年輕人說過的話。這就是我一直以來所做的事情。在我心里，一直以來都懷著一個夢想。

　　我在想，不知道是否能夠建立一個共同對話的場所，為了那些在中國聽我講話的中國年輕人，和那些在日本聽我講話的日本年輕人。因為我覺得，沒準兒，要是聽了我講話的中國的年輕人，在某處遇到了另一個聽了我講話的人，然后，兩人發現他們都聽過我講話，于是就交談起來，你對大江的講話有什么看法和感受？從日本來到中國的人們和中國的年輕人之間，還有，從中國來到日本的人們和日本的年輕人之間，可能會需要這樣一個場所。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這個對話的場所可能會在紐約、柏林或巴黎，在那里各自留學的年輕人，因為某種機緣而成為了朋友。

　　然而，隨著因特網在全世界的普及，我的夢想變得更加真實。今天，我在北京大學的講演，如果和在日本，比如說和去年或前年在東京大學所做的講演在主題上有共同之處的話，那么很快在北京和東京之間，在因特網上，就會有很多人以我的講話為基礎自由地展開討論。

　　因特網時代的“語言運動”

　　實際上，在因特網剛開始普及的時候，我在東京還沒有上網，卻到北京和100 個中國年輕人在因特網上進行了一次1 對100 人的對話。那是一個網絡四通八達的電臺，好像是叫“FM365”，對話地點在他們的本部大樓里。

　　100 個年輕人的提問，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整理成一行行的文字。100 行文字排列在我面前的屏幕上，由我來逐個回答。然后，針對我的回答，他們又提出了新的問題。我就接著再回答。如果要問我這么做是否有什么確實的成果，說實話，我現在還是不得而知。不過，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記憶猶新。當屏幕上放出我的照片，并向網民提問“你對這個日本人的印象如何”的時候，來自因特網上的第一個回答是一個高中女生寫的。她批評我說：“大江先生很土。”“Tu”，寫作漢字“土”，就是“很鄉下”、“很老土”的意思。然后，在這個回答出來之后，網上立刻出現了很多贊同的跟帖。我所在的演播室里的那個大屏幕，一大半都被“土”字給蓋住了。雖然我心里很是失望，但還是覺得，如果通過這種方式，在世界各個地方，利用因特網，讓年輕人有一個共同的廣場，打開溝通的渠道，進行討論，那么，就會出現從未有過的廣泛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這個可能性如今已經發展到何種程度。正如我剛才所說的，我的生活重心并不是上網，而是閱讀書籍。今天聚集到此的年輕人中間，應該有很多人雖身在中國，卻能自由地跨越國境，在因特網上(比如說和東京的學生們)談論著發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帶的事情。

　　就在我來北京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4 日，星期四，有人提出倡議，號召世界各地的知識分子，在紐約建立聯絡點，通過電子郵件進行聯系。我響應了這一號召，并回信表示自己也要加入其中。然后，我又把這個倡議書轉發給了好幾個朋友，他們都在世界各地，很多人都是因為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直接認識的朋友。倡議這一小規模運動的是一位優秀的鋼琴家兼指揮家—丹尼爾·巴倫博伊姆。倡議書的內容，就是抗議以軍對加沙地帶進行空襲和地面攻擊。盡管巴倫博伊姆是個猶太人，(對他而言，也許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卻一直抗議以色列壓迫巴勒斯坦人民，對與站在巴勒斯坦人一邊奮斗不息的愛德華·薩伊德(他已經于5 年前去世了)這個美國的文學理論家一起合作組織的運動產生了共鳴—這件事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以色列的年輕人和伊斯蘭教的年輕人，他們的音樂家聚在一起，以歌德的《西東詩篇》為基礎創作了著名的交響曲，同時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地舉辦了演奏會。本來薩伊德就是我的老朋友。

　　巴倫博伊姆的倡議書想必已經在世界各地召集到了很多的參加者，等我明天回到東京后，我想事情的經過應該都已經送到我那里了。利用電子郵件和因特網的迅速，將世界聯接在一起—對這種新的傳遞方式之下的“語言”的運動，我充滿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