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這次來到北京，我終于做了一件一直想做卻沒有勇氣完成的事情。如今，我已73 歲，從那個在夜行火車上看《野草》、身心都受到巨大震撼的夜里至今，50 年的光陰轉瞬即逝。我來到了魯迅創作《希望》的地方，來到了魯迅博物館。《希望》中引用的那首詩的作者，那位詩人的銅像也在那里。我想要在那個翠竹掩映的庭院里，在心里默默朗誦一遍牢記于心的《希望》的全文。前天，我就這么做了。周圍的人，包括我的朋友，還有攝影師，我從他們面前偷偷地消失了，然后面紅耳赤地又出現在大家面前。

　　他們一定覺得我很不可思議吧。下面的一段引用比較長，但請允許我來讀完吧。中間我會跳過一段，縮短一些。我所記得的是竹內好的譯文，他是日本最好的魯迅作品的譯者。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沒有愛憎，沒有哀樂，也沒有顏色和聲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頭發已經蒼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顫抖著，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靈魂的手一定也顫抖著，頭發也一定蒼白了。

　　然而這是許多年前的事了。

　　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焰和毒，恢復和報仇。而忽而這些都空虛了，但有時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我早先豈不知道我的青春已經逝去了？但以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墜的胡蝶，暗中的花，貓頭鷹的不祥之言，杜鵑的啼血，笑的渺茫，愛的翔舞。雖然是悲涼飄渺的青春罷，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現在何以如此寂寞？難道連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寫完這一段之后，作者“我”又想起了剛才所說的裴多菲·山陀爾的詩《希望》，然后，就引用那句名言。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倘使我還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我就還要尋求那逝去的悲涼飄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滅，我身中的遲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現在沒有星和月光，沒有僵墜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愛的翔舞。然而青年們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來肉搏著空虛中的暗夜了，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但暗夜又在哪里呢？現在沒有星，沒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愛的翔舞；青年們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沒有真的暗夜。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老實說，我現在還不能完全清楚地把握這篇文章的意思。但是，在我的老年生活還要繼續的這段時間里，我想我還是會和魯迅的文章在一起。從魯迅博物館回來的路上，我再次認識到了這一點。至少我現在能夠理解，為什么母親對年輕的我所使用便宜的廉價的“絕望”、“恐懼”等詞匯表現出失望，卻沒有簡單地給我指出希望的線索，反倒讓我去讀《野草》里的《希望》。隔著50年的光陰，我終于明白了母親的苦心。

　　小說就是來自重要朋友的一封信

　　剛才我花了很多時間，一直跟大家講我的母親，還有魯迅在北京時期所寫的小說。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夠花很長的時間去讀一讀魯迅包含了深邃而復雜思想的文章，然后，把它當作自己的一部分，一直讀下去。接下來，我就抓緊時間，盡快地來結束這次講演。

　　剛才我給大家介紹了我母親說的那番話，把小說當作是來自重要朋友的一封信來讀。而我在學習法國文學和法國哲學的過程中，發現法國哲學家也說過和母親一樣的話。這位哲學家生于1884年，死于1962 年，名叫加斯東·巴什拉。巴什拉在《天空與夢想》中用一種獨特的方式解釋了“想象力”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這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簡單地說，想象力所創造出來的意象，從文學上說，那就是小說的語言所創造的意象。當然，這并不只是通過閱讀，傳達靜態的、固定的東西，比如美麗的風景或是人物的表情。閱讀小說所帶來的意象，在我們的心中開始生動起來的時候，就是這個意象真正地，也就是小說帶來的想象力真正開始發揮作用的時候。下面我要引用的內容非常重要。

　　這些意象活在活著的語言的生命里。人們通過刷新靈魂和精神那個隱藏在其中的暗號，在鮮活的抒情性中，來體驗這些意象。那些—這些文學的意象—給感情以希望，給這些想要成為人的我們的決心以特別的頑強，給我們的肉體的生命帶來緊張。包含了這種意象的書籍，突然成了我們親密的信件。

　　這些句子一時半會兒可能不太好理解，我將用我自己的親身體驗來加以說明。各位想必都知道，以色列軍隊已經對巴勒斯坦人所居住的狹小的自治區展開了空襲和地面攻擊，死者過千。這些巴勒斯坦人，和從他們那里搶走土地建立國家的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人之間發生了曠日持久的爭端，很多人都對此提出了抗議，或者說是評論。而且，悲慘的狀態持續至今，現在甚至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慘烈場面。

　　看到這樣的報道，浮現在我腦海里的是我相交20 年、5 年前因白血病辭世的一位好友。他是一個美國籍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一個文藝理論家，他的名字叫愛德華·薩伊德。相信有很多人讀過他的大作。

　　我經常跟他直接交談，還在他收山之作的封面上題詞。我對待他的著作，就像是他給我的信和電話一樣，把它們看作是他寫給我的親密的信。他還沒有看到巴勒斯坦問題出現任何解決的征兆，就發現自己身患重癥—白血病。就在他辭世前不久，他身邊的人給我寫了很多信，這些信講述了薩伊德臨終前的情況。這些信中都提到，薩伊德說了一句話，即“作為意志行為的樂觀主義”。

　　薩伊德并沒有預測巴勒斯坦問題會在近期內得到解決。而且，在他人生的最后階段，作為清楚表明自己意志的行為，他說，巴勒斯坦問題終將得到解決，因為這是人制造的問題，也是現在人正在做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最終，雙方會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番話在我耳邊回響，使我想起魯迅先生說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身患重病，又面臨異常絕望的時代現狀，魯迅還是說，絕不絕望，而且也絕不用簡單的廉價的絕望去蒙蔽自己或他人的眼睛。因為那才是虛妄。作為意志行為，不，就好比我是站在希望這一邊的—即便這也是虛妄。

　　面對巴勒斯坦所面臨的困難局面，我所能做的只有響應巴倫博伊姆的號召，參加他通過電子郵件號召起來的抗議活動。這位鋼琴家兼指揮家，曾經和薩伊德聯手組織過運動。現在，我一邊做著這些事情，一邊在寫小說，它應該是我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我相信，會有一小部分人，會在世界的各個地方，來看這部小說，并把它當作是寫給自己的一封親密的信。

　　(本文根據演講錄音整理，未經大江本人審訂；文字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2009-02-26 總第 32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