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你自己說去吧。我說的已經太多了”

　　其實，對戰爭形勢的判斷，鄧小平早有他自己的說法。1980年對來訪的外國人談起，說是5年打不起來；不到1年，他又說，我看這個仗，10年至20年也打不起來；后來他又提出更長的時間預測。這對“文革”以來要隨時準備打仗的提法，應該說在觀念上是一個重大突破。但遺憾的是，并沒有形成對軍隊建設具有約束力的綱領性文件。

　　我們這些年輕軍人向軍委提交了《關于制定和平時期國防力量發展方針的建議》：

　　“……目前應該抓住國際上出現的有利的和平時機，把國防建設的指導思想從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堅決果斷地轉入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來，從根本上增強國防實力，迎接第三次新技術革命浪潮帶來的軍事領域的變革，為下一場戰爭做好準備。”

　　我向父親提出，請他把我們的研究成果提供軍委研究。但父親不愿意，他說：“要說，你自己說去吧。我說的已經太多了。”

　　我似乎感覺到這里潛藏著什么難言。但想想也好。在這之前，《動態清樣》登載了建議的基本內容，并分送給政治局和軍委的主要領導人。但沒想到，這竟招惹來不少麻煩，搞得上上下下都緊張起來。上面傳出話來，什么人在這里瞎發議論！后來還是父親在這份清樣上批了句話，才不了了之。他的批示是：“我們這些老同志是不是也應該學習一下這些年輕人的精神？”

　　兩天后，他打電話給我，說軍委幾個同志要在北戴河碰碰，然后回來參加八一招待會。全局性的工作是楊尚昆負責，要他聽你的長篇大論，火車上倒是個機會。

　　7月30日晚我特意趕到北戴河，第二天上午擠上了返回北京的軍委專列。我先找楊小二，他很熱情，馬上和他爸說，我們的戰略家來了，要找你談話呢！楊尚昆說，你爸爸告訴了我，有一批年輕同志對軍隊建設很有些見地，我是很想聽聽。他說，我們邊吃點東西邊談好嗎？我哪里有心思吃，趕緊說，我吃過了，您一邊吃飯，一邊聽我匯報行嗎？楊尚昆說，你怎么不找你爸？我說，他說他不管，讓我找你。

　　楊是個很敏銳的人，當他饒有興味地聽完了我的長篇大論后，第一句話就是：“軍隊建設首先要在指導思想上實行戰略性的轉變，這個意見好。但問題是早打、大打、打核戰爭，這話是誰提出來的呢？”

　　這可把我給問住了。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淺薄和稚嫩。我說，我沒有查過，但只記得最早是60年代林、羅主持軍委時喊出來的。他看我尷尬，就把話岔開了。最后，楊說，你先和李希庚(注：軍委辦公廳主任)談談，他在幫我組織講話，看看你們的那些東西，能寫進點什么。

　　車窗外掠過了崇文門的古箭樓，列車進入北京站。我和楊尚昆道別，他握著我的手說：“你們一起的還有哪些同志？都代我向這些年輕同志們問好，告訴大家，軍委感謝你們。困難啊！軍隊建設受到國家經濟的制約。”

　　我說，楊副主席，下面部隊的同志都有這個志氣，錢少不怕，和平時期，軍事領域一樣可以大有可為的。他笑了，說：“怎么跟你爸爸一個樣。我和你說句心里話，我們其實都是一致的。”

　　我后悔不該講那么多，其實他們什么都知道，是有什么難言之隱嗎？

　　9個月后，軍委擴大會議召開，主題是裁軍和“忍耐”。許多中央領導同志對軍隊干部語重心長地說：“我們要集中財力物力搞經濟建設，經濟建設搞上去了，加強國防建設也就好辦了。”

　　對此，軍隊同志表示堅決擁護，理解國家的困難，做好工作，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

　　但楊的講話中到底還是用了我們建議中的一句話：“要實現我軍建設指導上的戰略性轉變，從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轉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來。”這能視同是軍委接受了我們“實行戰略轉變”的意見嗎？感謝李希庚同志動了惻隱之心，從我們厚厚一大本建議書中摘出了這句話。

　　過了好久，父親笑著對我說：“軍委有的同志問我，大家都在說戰略轉變，怎么我就記不起是在哪次會議上通過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