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仲勛同志對我說:“從此以后,我們就休戚相關了。” 仲勛同志非常愛女兒, 記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見此,我尷尬得不知所措,仲勛卻笑著說:“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這年冬天，就在習仲勛同志去延安開會之前，他正式向我談到了婚姻大事，并說：“一件大事來到了”，“我一定要解決好”，并請李華生、宋養初和我談話，希望我從政治上考慮，幫助我打消心中的顧慮。仲勛同志還告訴我，抗大總校教育長何長工同志曾寫信向他介紹我，說他認識我的姐姐，而且見過我的父親，說我是到延安后才長大的。仲勛同志曾讓我寫一個自傳直接交給他。當時的我，用我姐姐齊云的話說：“我妹妹是一張白紙”，因此，“自傳”也就相當的簡單：“1939年3月18日，我由姐姐齊云親自送到抗大一分校(當時在太行山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女生隊學習，半年后畢業。先是被分配到長治干校婦干隊任指導員，后回抗大一分校留守處任總務處文書，不久因抗大總校合并，我便在校部總務處、衛生處任文書。40年冬經何長工批準到延安學習。1941年春進入中央黨校學習，秋季因參加黨校征糧工作被派回隴東，征糧結束，1942年春回到延安。我要求學習文化，所以被派到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43年春天來到綏師。1943年8月14日入黨，因在1939年夏季反掃蕩運動中表現勇敢、堅定，盡管不夠年齡，組織上還是批準了我的入黨請求(六屆六中全會決定18歲才能入黨)，40年秋季反掃蕩后，我被提前轉為正式黨員。”

　　有趣的是，當仲勛看到我的自傳中寫到我為早日參加革命隊伍，曾盲目地從家里偷跑過兩次，而兩次都被父親抓了回去時，他笑了起來，說：“我年輕的時候也和你一樣”。但在當時，我卻對仲勛同志的歷史很不了解，他只輕描淡寫地告訴過我，“他是陜甘蘇區創建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不久，經組織批準，我和仲勛同志在綏德結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綏德地委后院的一個窯洞里，舉行了我們的婚禮。這天上午各方人士來了許多，都向我們表示慶賀。其中有我們的證婚人，時任抗大總校教育長，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長的何長工(也是我們的介紹人)，李井泉(抗大總校負責人之一)，獨一旅旅長王尚榮，政治部主任楊琪良，綏德專署正、副專員袁任遠、楊和亭，地委副書記白治民等等。那天，時任綏德地區保安處長、后任陜甘寧邊區保安處長、曾被稱為“中國的福爾摩斯”的布魯同志還給我和仲勛拍了兩張相片留念。婚禮上我和仲勛及上述那幾位來賓同桌吃了一餐飯。這在當時的條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禮了。

　　婚后，仲勛同志對我說：“從此以后，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因為我知道他的擔子很重，在艱難的歲月里，不應該要求他過多的關照我。同時，我也是一個很自信的人。不久，這一年的夏天，我在綏師剛畢業，就去農村基層工作了。第二年(1945年)，仲勛在“七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繼而又調任中組部副部長、西北局書記。而我仍在農村基層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機關政研室農村組擔任研究員工作。

　　現在回想起來，在我一生中有兩段受益匪淺的經歷令我終生難忘。一是在敵后抗日根據地，特別是抗大熔爐艱苦充實的戰斗生活培養了我革命樂觀主義的情操，堅定了革命斗爭意志，樹立了共產主義人生觀；另一段是在陜甘寧邊區農村工作的8年，經歷了歷次不眠的火熱斗爭，特別是從46年到48年，邊區政府組織的歷次土改我都幸運地參加了。在時任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直接領導下的土改，使我在貫徹毛主席的土改方針政策，抵制“左”的情緒，有了切身的體會。比如，不許采用挖底財、使用肉刑、侵犯中農利益、查三代等做法，保護了開明紳士和工商業者等。

　　雖說我和仲勛同志相距幾百里之遠(那時，仲勛同志在延安擔任西北局書記)，在我心里始終記得他講的那句話，“我們休戚相關”。他經常鼓勵我安心地在基層工作，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農村是個大學校，有學之不盡的知識寶庫，用之不竭的知識源泉。”還以他自己過去開辟陜甘寧邊區根據地時曾到一家一戶做工作的切身體會指導我，讓我重視基層工作，他說：“給群眾東西，向群眾要東西，都要經過鄉，如果能做好一個鄉的工作，就能做好一個區的工作。”最初，我在綏德縣地委、縣委重點鄉當鄉文書，后來在綏德義合區擔任區委副書記、延安市北關區區委副書記，也常以一個鄉或村為重點進行調研，并因此兼任《群眾日報》的特約通訊員，及時報道基層情況。這個階段，我和仲勛同志雖然多在兩地，但我們的思想感情卻日益深厚，我對仲勛同志的嚴格要求不僅毫無怨言，反而從心底里感激他對我的教導和培養。

　　1949年3月1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了，仲勛同志的秘書黃植同志立即電告正在西柏坡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的仲勛同志，慶賀我們得了一位千金。她就是由我母親親自取名為“橋橋”(她出生在延安橋兒溝中央醫院，原魯迅藝術學院駐地)的女兒。二中全會結束以后，仲勛跟隨毛主席進入北平，并參加了入城式。這一次，他還幸運地見到了我的父親(原傅作義部隊起義人員)以及我的姐姐齊云(她從東北調北平參加籌備全國第一次婦代會)。這一次回延安，仲勛同志為我帶來了姐姐齊云的信，那一天，我高興得什么似的。

　　我清楚地記得，當仲勛同志見到我們尚未起名的孩子時，高興地把女兒抱在懷里，端詳了好久好久，望著女兒稚氣的小臉兒，我看到仲勛的臉上流露出了慈父的笑容。

　　仲勛同志非常愛女兒，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滿月的橋橋抱在懷里，記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見此，我尷尬得不知所措，仲勛卻笑著說：“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自從橋橋降生以后，只要仲勛同志工作稍有間隙，就會把女兒抱來看看，就連橋兒的像片也多是由爸爸親自拍的。當橋橋稍大一點時，仲勛如有機會就帶著她外出活動了。盡管仲勛同志非常疼愛孩子，但他對孩子從不嬌慣，記得我在參加長安縣“三反五反”試點時，仲勛曾在一個星期天帶橋橋(兩歲左右)到長安縣檢查工作，順便讓孩子看看我，因為女兒總要找媽媽。傍晚，當他們就要回西安時，橋橋抱著我大哭不止，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兒滿是眼淚的小臉兒，我動心了。想想晚上沒有什么活動，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車趕回縣委所在地(韋曲)，不至延誤工作。但仲勛考慮影響沒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著哭喊著媽媽的橋橋離開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