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勛違心地承擔了責任。當小女兒安安看到爸爸一個人坐在沒有開燈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時，就問：“爸爸，你怎么啦？”小兒子遠平也問：“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我們年幼的孩子們還不知道，他們的爸爸正在承受著常人難以承受的苦痛。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對仲勛搞突然襲擊，誣陷仲勛勾結《劉志丹》小說作者李建彤，授意炮制《劉志丹》小說為高崗翻案，說仲勛是掛帥人物，是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康生還在全會上給毛主席寫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個大發明。”其實毛主席當時只不過是在大會上念了一下條子，康生竟然就以此來作為毛主席語錄一時間被廣為流傳。

　　那時，對于缺乏斗爭經驗的我，聽到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靂一般，人頓時就嚇懵了，欲哭又不敢哭。仲勛同志看到我難以承受的樣子，立即要我安靜下來，正確對待。盡管他對這突如其來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關于仲勛參與此書的情況，山西黨史文獻有過記載：習仲勛曾參加過該小說創作組的兩次會議，第一次他在會上了解寫作過程；第二次，他明確表態說，要明確陜北根據地是堅決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據我所知，仲勛連這本書的初稿也沒看完就交給秘書田方了，后來發表的一些章節，他連看也沒有看過。

　　眾所周知，康生迫害仲勛，是事出有因的。在1943年“整風運動”中，康生搞“搶救運動”，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區工作的地下黨打成“紅旗黨”等，仲勛曾堅決地予以抵制；解放戰爭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線，仲勛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予以抵制。

　　在“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勛違心地承擔了責任。他在檢討中沉痛地寫道：“36年的恩情毀于一旦”。(他從1926年參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黨的恩惠36年)由于承受了莫須有的罪名，他的內心所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當小女兒安安看到爸爸一個人坐在沒有開燈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時，就問：“爸爸，你怎么啦？”小兒子遠平也問：“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我們年幼的孩子們還不知道，他們的爸爸正在承受著常人難以承受的苦痛。

　　當時，我深深地處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黨的立場上，把他視為“反黨”，接受八屆十中全會對他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對仲勛同志懷有深厚的感情。為此，我主動要求參加“四清”去了。

　　1963年，也就是仲勛同志受隔離審查期間，組織上安排他在中央黨校(獨居在“西宮所”)學習。他認真閱讀馬列、毛主席著作，自覺改造世界觀，并利用空余時間在后院空地上種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獲多半交公，但仲勛同志并不安于優越，他曾對我說：“革命不是為了當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他準備回農村做個農民。為此，仲勛同志上書毛主席要求到農村去。主席讓中組部長安子文回復他說，農村太艱苦，還是到工廠去。1965年，組織上安排仲勛到洛陽礦山機械廠擔任副廠長。在仲勛看來，這是他向工人階級學習、熟悉工廠工作的寶貴時機。我當時正在北京海淀區搞四清，只請了一天假，回家給他拆洗了被褥，就這樣為他送行。不想，從此一別就是7年。回想起來真是一言難盡……

　　緊接著便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仲勛同志受迫害的時間加起來長達16年之久。“文革”中，仲勛同志不畏權勢，不僅自己堅持真理，而且為其他受株連的同志澄清事實，突出表現了他堅強不屈的性格。

　　1966年冬天，正在與工人們談話的仲勛被沖進工廠的紅衛兵圍了起來。工人們見狀，想保護仲勛也把仲勛圍了起來。為了防止武斗，仲勛對工人們講：“你們打傷了紅衛兵是我的責任，紅衛兵打傷了你們也是我的責任”。然后又對紅衛兵們說：“要走就快走。”于是，仲勛被帶到西安，批斗后被關入西北大學。當他看到了一些打砸搶的行為后勸阻說：“難道革命就是為了搶幾部汽車嗎？”并希望他們自覺地維護正常秩序，不要妨礙生產，并上書毛主席，對“文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多項建議。因此仲勛深得一些群眾的信賴、保護和關照。

　　仲勛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時，那里的鄉親們卻說，我們不是來批斗習仲勛的，多時不見，我們是想來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難時期撥糧食給我們，我們早就餓死了。那次，鄉親們還自發地給仲勛做了一頓家鄉飯。這種來自故鄉的親情，令他終生難忘。

　　康生仍然不肯放過仲勛，陰謀把他拉到蘭州和延安進行批斗，然而最終還是被身處逆境中的周總理制止住了。但此時仲勛的身體已有些支撐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寫信給周總理：“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現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恩來采取特殊保護方式，用飛機將仲勛從西安接回北京，交給衛戍區監護。

　　在仲勛同志受審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們也都受到了株連。“文革”中我因沒有和習仲勛劃清界限一直在受審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單。僅在“五七干校”勞動就有7年之久。三個大一點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團或插隊，留在身邊的小兒子遠平在普及高中時，被剝奪了升學的權利，還是在老戰友的幫助下才當上了車工學徒。這段時間對我和孩子們來說，可以說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全家人都很堅強。

　　1972年冬，姐姐給我寫來一封信，信中說我們的母親將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見上一面，請求干校批準我回京探親。我得到了準許。同時，我的孩子們也因此有了機會從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團聚了。我和孩子們商量，決定給總理寫信，要求見一見習仲勛。我們在信中提出了幾點請求：(1)我和孩子們已經多年未見到仲勛了，請求總理幫我們母子早日見到他；(2)我們在北京已無住房，要求解決住房問題；(3)存款早已凍結，希望解凍一部分存款維持生活。周總理很快對我們的要求作了批復，不僅安排我們一家人相見，還解凍了一部分存款，并指示有關單位為我們一家解決住處。當我們獲悉總理的批復后，全家人高興得不得了，有如在絕望中看到了一線希望。

　　我們終于見到了關押中的仲勛同志，我早有思想準備，心里一次次地囑咐自己“一定要堅強”，但是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當仲勛同志見到我和孩子們時他竟然流了淚，他連連地說：“這是高興的”。由于多年的分離，他分不清橋橋和安安，更認不得已經長成小伙子了的兒子們。在臨回干校前，我又要求會見了仲勛一次，并借此機會將他穿破的舊衣服全部更換了一下。從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勛同志，和孩子們也有團聚的機會了。

　　1975年春，仲勛被解除監護，組織上派我跟他一同去洛陽，是河南省公安廳的兩位同志把我們接去的。他被安置在耐火廠的宿舍區，在兩間房子里，度過了三年的流放生活。沒有想到的是，這段時間是仲勛感到最為舒暢的日子。因為他又有了和廣大工農群眾在一起的機會。雖然深受冤屈，仲勛卻深深地感受到了來自人民的溫暖，他的心靈獲得了莫大的安慰，更堅定了他在有生之年回報黨和人民的信念。

　　這時的仲勛已經年過花甲，況且在單間牢房里被關押了近8年的時間，因此恢復身體健康是他所面臨的第一道關口。我由衷地佩服仲勛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么樣的天氣，每天早上，他都要去郊區散步兩小時。上午和工人們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讀書看報，下午又到郊區水庫散步。時間長了，他和看護水庫的鄧老頭兒及郊區的農民交上了朋友，每每湊到一起的時候，他們總是談笑風生，好像有說不完的話。其中有一位是附近農村大隊支書李政的父親，他過去以挑貨郎擔為生，與仲勛同志結下的友誼最深。仲勛特愛和看水庫的鄧老頭開玩笑，每次一見面，總像個淘氣的孩子一般跟老人開玩笑：“怎么我剛才在南村果園見到你啦！”那老人聽了以后真是哭笑不得，因為他有些迷信，心里忌諱這么說，好像見鬼了。但是他又很矛盾，既想早見到仲勛同志，又害怕他說那句話。可是仲勛同志偏偏一見到他就說，像個頑皮的小老弟，讓老人對他無可奈何。為此，我和女兒橋橋經常伴在一旁偷笑。有時候早上散步時，我們還到老貨郎李老頭家里去，如果趕上他家吃早飯，我們就吃上幾碗紅薯大米粥，那米粥的香甜至今令我難以忘卻。

　　在和工人同志的交往中，我們也是深受感動的。當人們發現我們的子女因往返看父親缺少路費時，耐火廠的老工人師傅們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資主動地借錢給我們。礦山機器廠的老工人宋福堂(1965年，仲勛下放該廠當過副廠長，在下車間勞動時拜的師傅)曾請我到他家里去吃鮮美的豬肉韭菜餃子，還捧出山東老家的大花生招待我，在那個時候，再沒有什么比這更溫暖的了。如今，每當我回想起那些曾視我們如親人的工農朋友們，心底里總是充滿了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