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組部，關于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中發(fā)［1979］53號文件。這一年的盛夏，最怕熱的仲勛竟頂著酷暑一連跑了23個縣。我心里明白，仲勛是在拼命，但是，作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時光奪回來，多為黨和人民做些實事。

　　在得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仲勛同志恢復工作的心情十分急切。黨的“十一大”召開之后，仲勛便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繼續(xù)為黨工作的請求。與此同時，我在女兒橋橋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陽之間，我們多次找過王震同志，他非常關心仲勛的“問題”，結果，還是王老第一個出面為仲勛恢復名譽說了話。隨后我們也找到了胡耀邦同志和葉帥。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組部，關于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中發(fā)［1979］53號文件。文件中說，劉志丹(送審樣書)不是反黨小說，而是一部比較好地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斗爭史的習作。習仲勛同志關心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對如何改好這部小說發(fā)表過意見，是完全正當的，根本談不上什么反黨、反政府活動。“所謂利用寫《劉志丹》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錯案。”

　　我第一次見到耀邦同志時，他從資歷、經驗、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幾方面稱贊了仲勛同志，而葉帥則是堅決支持仲勛出來工作。仲勛于1978年2月22日作為全國政協(xié)特邀委員出席了五屆全國政協(xié)會議(恢復了黨籍)，同年4月初便被恢復了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勛談話之后，中央決定派仲勛同志去廣東工作，“把守南大門”(耀邦同志原話)。

　　仲勛去廣東工作，是肩負著黨政軍各方面領導及同志們的深切期望的，對此，他深知責任重大。所以，在廣東工作期間，他夜以繼日，每天都要到凌晨2點左右才肯休息。值得一提的是，仲勛在廣東近三年的工作，還得到了葉帥的親切關懷和許世友同志的大力支持。

　　仲勛恢復工作后，我由在清華讀書的兒子近平陪同先去河南洛陽辦理手續(xù)，后又在萬里同志邀請下隨廣東省黃靜波副省長去安徽取經，學習農村經濟政策。當萬里同志談到仲勛在廣東面臨的形勢時，十分關切。尤其是當他得知仲勛隨行沒有帶一名干部的時候，急得拍了大腿。這一次，萬里同志讓我看了發(fā)揮農民積極性的農村經濟政策情況。

　　仲勛由于受命倉促，中央領導同志決定讓我們的女兒橋橋陪同爸爸前往廣東。當時廣東所面臨的形勢是很嚴峻的。“以糧為綱，一網打盡”的極左路線使農業(yè)的優(yōu)勢難以發(fā)揮，素有“水果之鄉(xiāng)”美譽的廣東，缺少水果，副食品極缺；因為割資本主義尾巴，老百姓連“三鳥”(雞鴨鵝)都不敢多養(yǎng)；菜籃子里多是單一的“無縫鋼管”(空心菜)。作為經濟基礎的農業(yè)尚且如此，工業(yè)狀況就可想而知了。由于長期受“左”的路線的干擾，原本是廣東省一大優(yōu)勢的“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等，已變?yōu)榱觿荩�海外關系變成了“黑關系”，這樣一來，受損的就不僅僅是經濟了，因此，在沿海一帶，外逃風一浪高過一浪。同年4月6日，仲勛去廣東，他一下飛機便趕赴中共廣東第四次代表大會閉幕會會場，出席會議。

　　我在去廣東之前，耀邦和李昭同志請我們去他家吃了一頓飯，并囑托我轉告仲勛同志，要調動干部的積極性，抓好副食，特別是青菜。廖承志同志也約我去過家里，專門和我談關于廣東省的華僑政策問題，要肅清“海外黑關系”等“極左”遺毒造成的不良影響。他曾提到海關把得過緊，有的華僑進關連襯衫多幾件也不行，這樣怎么行？總之，領導們都很關心仲勛到廣東的工作。

　　這一年的盛夏，最怕熱的仲勛竟頂著酷暑一連跑了23個縣。我心里明白，仲勛是在拼命，但是，作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時光奪回來，多為黨和人民做些實事。為了不負中央的重托，讓廣東人民盡快過上好日子，充分利用廣東毗鄰港澳的優(yōu)勢，仲勛和廣東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在大刀闊斧地抓緊落實政策工作，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歷史遺留問題的同時，積極推行改革開放。在農業(yè)上，叢化試辦了責任田，工業(yè)上肯定了清遠縣的擴大企業(yè)自主權的經驗。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為了讓廣東能夠大干快上，他向中央為廣東省要來了“先走一步”的政策。1979年7月19日，中發(fā)［50］號文件出臺了，中央批準了出口特區(qū)在珠海、深圳試辦，由此為廣東經濟特區(qū)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我常說，仲勛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懷寬廣坦蕩，為黨的事業(yè)歷盡艱辛，但他從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文革”結束恢復工作后，他為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建立經濟特區(qū)是付出了心血的。

　　1980年11月底，仲勛調回北京后出任五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特別是在協(xié)助耀邦同志工作期間，白天，勤政殿的工作結束后，回家要繼續(xù)接待來自各地的要求落實政策的同志。由于長年養(yǎng)成的“當天事當天做完”的習慣，所以，仲勛仍然是工作到深夜。然而即便如此，他還要關心時在中紀委工作的我，怕我熬夜。

　　我與仲勛同志值得回顧的事情很多很多，令我始終不能忘懷的還有仲勛同志在統(tǒng)戰(zhàn)方面所做的工作。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曾撰文稱張治中與習仲勛是“黨與非黨交往的典范”。其實，凡是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橫山起義”，這就是仲勛在西北局任書記時，在黨中央、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西北局執(zhí)行統(tǒng)戰(zhàn)方針的成果。解放前后，仲勛與張治中、鄧寶珊、傅作義間的個人情誼都十分深厚，甚至到第二代人關系也都很好。不僅如此，文藝界的人士梅蘭芳、程硯秋、茍慧生、尚小云也都是仲勛同志的好友，當他們的家人需要幫助的時候，仲勛同志如果不能出面，就讓我去幫忙。比如荀慧生的夫人生病，仲勛同志就是讓我代表他去探望的。在眾多的友人當中，仲勛同志與班禪大師的情誼也非同一般。仲勛到廣東不久，班禪去廣東休息，一見仲勛便說：“我是奔著您來的啊!”對于祖國統(tǒng)一，仲勛同志也是做過努力的，他借曾深受蔣家兩代人信任的同學、同鄉(xiāng)陳建中返鄉(xiāng)探親訪友之際，希望他能為祖國的統(tǒng)一大業(yè)盡一份力量。總之，仲勛同志在統(tǒng)戰(zhàn)工作中投入的心力也是很大的。

　　時間飛逝，在我的記憶中永遠保留著1997年4月28日那天仲勛同志曾打給我的那個電話：在南方休息的仲勛給我打來了長途電話，慶賀我們的結婚紀念日。他在電話里問：“我們結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說：“我祝你健康長壽，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我感到他的祝詞分量很重，激動地說：“我對你照顧得很不夠啊!”他聽后著急了，說：“怎么這么說呢？你對黨對人民忠誠，一生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們的這次通話你要把它記錄下來，告訴孩子們，讓他們明白事理……”通話之后，仲勛同志對伴在身邊的女兒橋橋說：“你媽媽是個優(yōu)秀的共產黨員!”我按照仲勛同志的囑咐，記下了這次通話的內容，并把它抄錄給了每一個兒女留作紀念。

　　在我和仲勛同志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對我說的“工作好、學習好，一切事情都處理好”當作人生的座右銘。年輕的時候，我對他的這三句話不能完全理解，有時甚至感到太抽象。可到了現在，回想起仲勛同志的話來，才深深地領悟到了這些話的含意。我覺得能夠和我崇敬的師長、丈夫和摯友——習仲勛同志生活在一起，過一輩子，是無比幸福的。(本文原載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