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西安10月18日電 題：陜歷博“鎮館之寶”背后有何文化交流“密碼”？

　　——專訪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品管理部主任賀達炘

　　中新社記者 邊峰 阿琳娜

　　1970年10月，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因施工偶然面世。出土的兩甕一罐共收納金銀器、玉器、貴重藥材、中外錢幣等1000多件文物，種類繁復、工藝精美，所展現出的盛唐風范和異域風情令人驚嘆。

　　被稱為陜西歷史博物館“鎮館之寶”的鑲金獸首瑪瑙杯、鎏金鸚鵡紋提梁銀罐、鎏金舞馬銜杯紋皮囊銀壺等，都出土于何家村窖藏。近日，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品管理部主任賀達炘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解讀這些珍貴文物中所隱藏的文化交流“密碼”。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陜西歷史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鑲金獸首瑪瑙杯，不同于中國傳統酒具，它的奇特造型包含了哪些外來文化因素？

　　賀達炘：鑲金獸首瑪瑙杯是一件特殊文物，它是一整塊瑪瑙碾琢成的獸首角形杯，前端是一個圓雕動物形象，長長的獸角為轉扭狀，彎曲著伸向后，貼近杯口形成環形把手。圓錐形杯體彎曲光滑，底部沒有支撐面和底足，具有強烈的動感，這不符合我們傳統器皿擺放的特點。獸嘴鑲有金飾，實際上是個帶有內插桿的塞子，插入杯體內腔頂端的圓孔。如果打開，杯中液體就可以從下端流出，這更是以往器皿從未有過的特殊造型。圓雕動物形象，瑪瑙色澤和黃金質感的反差，使整個造型動靜結合，極富藝術感染力。這是以往中國傳統中很少見到的文化元素。所以自出土以來，其文化淵源就是中外考古學家討論的熱點，包括希臘說、歐亞草原說、美索不達米亞說等，但其造型與西方“來通”相似，卻是學者的共識。

　　“來通”起源于西方，希臘克里特島在公元前1500年已出現此種器物，它的功能如同漏斗，用來注神酒。當時人們相信“來通”角杯是圣物，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如果舉起“來通”將酒一飲而盡，則表示向酒神致敬。

　　至于其產地，說法也不同，包括波斯或犍陀羅說，唐朝說(隋朝或唐初的工匠對粟特模型的仿制品，或是生活在長安的粟特工匠所造)等。此外，其材質是纏絲瑪瑙(或稱條紋瑪瑙)中的棕縞瑪瑙，由兩邊深醬紅地向中間橙黃過渡，中夾灰白、乳白色縞帶條紋，中國本土非常少見，應該是西方輸入的原料。

　　獸首瑪瑙杯這種器物，作為一種文化代表和符號，從希臘半島到中國的廣大范圍內長時段和多空間遷移、流變與轉化，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特質。

　　中新社記者：何家村窖藏制作工藝代表了唐代最高水平，它們如何體現出當時的文化交流、融合與創新？

　　賀達炘：隋唐時不但有西方輸入的器物和技術，而且有外來的工匠。據學者統計，隋代的六部尚書中，工部尚書的非漢人比例最高，達到45.5%。如隋代工藝大師何稠，其祖父原是西域的“細胡”，隋煬帝時，何稠能仿制波斯進獻的金線錦袍，還能用綠瓷仿造西方的玻璃。入唐后任將作少匠，依然掌“百工技巧之政”。

　　與鑲金獸首瑪瑙杯同時出土的文物里，具有外來文化因素的還有鎏金伎樂紋八棱銀杯、凸圈紋玻璃碗等。鎏金伎樂紋八棱銀杯制作工藝與中原文化有很大不同，具有模仿中亞粟特器物的特點，八棱形杯體、環形把手、聯珠紋等都是中亞粟特銀器的特點。杯身分布于各面的是八位樂工，均為高浮雕。浮雕人物背景裝飾用的是忍冬卷草紋、山石、飛鳥、蝴蝶等圖案，具有典型的中國特色，可能是粟特工匠在中國制作的。

　　再如凸圈紋玻璃碗，中國古代玻璃制造業并不發達，唐代以前出土的玻璃器皿類多是外國輸入品。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凸圈紋玻璃碗造型特征、紋樣裝飾、工藝技術等均表明此物為外國輸入。碗的透明度較高，稍泛黃綠色，腹部有八組、每組三個圓環紋，圓環紋采用的是粘貼玻璃條技術，粘貼技術是將熔融的玻璃條挑出，趁熱貼壓在杯身上。粘貼玻璃條為裝飾早在羅馬玻璃中就已經出現，薩珊玻璃工匠繼承發展了這一技術。

　　我們的館藏文物中有一件三彩駱駝載樂俑。駝背上置長方形馱架，鋪菱格紋藍色流蘇的毛毯，上有七名樂工一名歌者，樂工盤腿而坐，分別持箜篌、琵琶、橫笛等樂器。歌者為女性，站立在樂隊中間，雙臂自然前伸似在高歌。透過它我們可以推測盛唐時期絲綢之路上不但有商人、使節和僧侶，還有樂人、詩人和畫家，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出現了空前盛況。

　　我們館藏的不少唐代文物都體現出外來文化因素，有些可能是域外傳入的，有些可能是中國工匠吸收外來技藝制作的；有些可能是外國工匠在長安改良制作的，但都融合在唐代宏大豐富的文化體系里，藝術風格和文化氣息毫不疏離，顯得非常協調、吻合。

　　中新社記者：學者推測何家村窖藏為宮廷之物，也是唐文化的歷史印記，為什么它們會呈現出如此濃重的多種文化因素？

　　賀達炘：中國在公元7世紀取得空前統一，并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唐王朝的影響力深入當時周邊各個地區，絲路貿易也得到強有力的保障，絲路沿線設置驛站、烽燧，絲路通使和貿易得到了唐王朝國家力量的保護。

　　絲綢之路上人流絡繹不絕，有西域各國的商人，有波斯貴族，阿拉伯使節，印度的僧侶、音樂家。此外，還有來自東方日本、新羅的留學生和學問僧，以及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過來的波斯、阿拉伯商人，東南亞的藝術家，非洲或東南亞的水手或仆人。他們帶來了所在國的服飾、食品、音樂、舞蹈、工藝技能及生活方式等，成為長安城里亮麗的風景線。

　　有學者認為，唐朝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一是它的折中主義，即把此前四百年混亂的歷史中的各種文化統一起來；二是它的世界主義，即對各種各樣的外來影響兼容并蓄。通過商業販運和王朝的賦稅貢獻，長安聚積了天下眾多的財富和珍寶；通過學校的知識傳授、傳教士和取經僧的共同努力，長安也成為世界文化、精神思想最為豐富的所在。

　　中新社記者：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對于今天有何意義？

　　賀達炘：不同文明文化之間的交流，對于歷史發展、文明進步具有巨大推動作用。通過對何家村文物文化內涵的解讀，我們知道其中很多文化元素并不發源于中國本土，卻在唐代在中國呈現出強大、美麗、豐富完整的文化面貌，成為那個時代世界文化的代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唐代文化成功具有世界意義，當時大唐的國力和開放程度令世界仰慕，世界各國的人帶著向往、帶著需求、帶著不同的文化和技能，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中國也向世界展示著先進的社會管理經驗和優秀文化水準。

　　文化是社會發展的內在基因，在傳播交流的過程中新的文化會不斷萌發，轉而生根發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結出新的文明碩果。從唐代文化的世界意義和文明交流的成果來討論文化自信，很有意義。(完)

　　受訪者簡介：

　　1993年畢業于西北大學考古專業。長期在藏品管理部從事文物管理和研究工作，現任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品管理部主任，陜西省考古學會理事。主要從事古代青銅器和金銀器方面的研究，參與國家重大出版工程資助項目《周原出土青銅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陜西金文集成》的編寫工作。主持編寫的《千秋金鑒——陜西歷史博物館藏銅鏡集成》，獲第12屆全國文化遺產十佳圖書評選“優秀圖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