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石家莊10月31日電 題：為何說“長城兩邊皆故鄉”？

　　作者 趙琛 中國長城研究院院長、東北大學教授

　　作為人類有史以來歷時最久遠、規模最龐大的建筑體系，及中國現存體量最大、分布最廣的世界文化遺產，長城以其上下兩千多年、縱橫十萬里的跨度，鑄就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和跨越時空的精神價值。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脈，萬里長城在促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展、推動世界文明進程中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為何說“長城兩邊皆故鄉”？為何說長城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產物？長城何以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和中國大一統的象征？新時代再次聚焦長城，不斷賦予長城文化新內涵，具有極其重要的特殊意義。

　　“萬里長城”的概念

　　中國歷史上不同朝代對“長城”的稱呼不同。西周時稱為列城；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稱方城，齊國稱長城；戰國時期稱為塹；漢代和唐代稱為塞；金代稱為界壕；元代稱為成吉思汗邊墻；明代則稱為邊墻。

　　中國歷史上秦、漢、明三次修筑萬里長城。秦漢之間相隔88年，漢明之間相隔1575年。

　　秦統一中國后，廢棄了內部隔離的長城，將秦、趙、燕北部邊境的長城連接起來，加以擴展和修繕，第一次形成了一條西起臨洮、東至遼東，長達萬余華里的長城，萬里長城由此出現。從此，中國第一次有了“萬里長城”的概念。

　　漢朝棄用原秦長城部分，在燕趙長城基礎上繼續向西，連接秦長城的燕國、趙國部分，又經敦煌、陽關、玉門關直至西域修筑漢長城。漢長城在甘肅河西走廊是“鑿空西域”，是在漢朝的西邊打開一扇窗，去了解西方世界。

　　1000多年后的明長城東起鴨綠江畔虎山、西至居庸關，并以北齊、北魏、秦、漢、隋時期的長城為基礎，另外還修建了祁連山東麓至嘉峪關部分。

　　雖然“長城”的稱謂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就出現了，唐代史書也有“長城”這一名詞，但是長城的概念直到近代才得以統一。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再次統一長城的概念，明確了“包括戰國、秦、漢長城，北魏、北齊、隋、唐、五代、宋、西夏、遼具備長城特征的防御體系，金界壕，明長城。”這個方案第一次明確將各民族先民所修建的具有長城特征的防御體系都歸納到長城概念中，明確了烽燧、戍堡、驛站、關隘、塹壕、長墻、敵樓及相關遺存統稱為長城，極大地豐富了長城的內涵。

　　對長城概念的認識應系統全面。歷朝歷代都在修建和沿用長城，它屬于層累的歷史建筑，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從前對長城是單體認識，只認為長墻是長城，忽略了成串的戍堡和烽燧。長城作為一個帶狀建筑，從時空上都不宜采用單體評價。只有將長城看作是一個層累建設并持續使用的整體，才能深刻理解萬里長城對于中華民族的長遠價值和重大意義。

　　“兄弟之間的院墻”

　　長城是“兄弟之間的院墻”，而不是國境線。

　　東周列國修筑的長城都在周朝天子的版圖上，應視為修的是同族兄弟的院墻。秦長城是在原先戰國時期秦、趙、燕三國長城的基礎上修建的。漢長城是把秦長城的燕國部分、趙國部分連接起來，又修筑從內蒙古到甘肅、敦煌，直至西域的一段。

　　明長城是基于放棄對漢長城西域的部分管轄，西起嘉峪關，東到遼寧虎山，以北齊、北魏、秦、漢、隋時期的長城作為基礎，為防御北方民族而修筑了北部邊墻，稱明北長城。在苗族地域，為了加強控制力量，修建西南邊墻，稱明南長城。

　　清長城沿用明長城的基礎，拆掉了遼寧境內的長城，使山海關軍事形制倒過來使用，修筑了柳條邊。在新疆地區修建了卡倫，并沿用了漢、唐軍事設施，新建了長城。

　　歷朝歷代都在修長城。長城體現了中華民族保衛疆土、熱愛和平的不懈追求。雖然曾經有刀光劍影、烽火連天的崢嶸歲月，但中原農耕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山地漁獵文化在長城南北的相互激蕩、交流交融始終是主流。

　　某種程度上說，長城就是一種國家治理秩序，使各民族可以在其關口里自由交易，而不是通過戰爭相互掠奪，如明代“東有馬市，西有茶市”，清代“茶馬互市”。長城的修建，對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和發展興盛具有重要作用，見證和推動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展。

　　多次大規模遷徙的歷史見證

　　長城兩邊皆故鄉。從國土空間上講，不宜稱“長城內外”，而稱“長城南北”“長城東西”更為合適。

　　兩千多年來，各民族的大遷徙、大融合從未中斷。長城是民族遷徙交往、彼此融合的見證。

　　漢武帝時期疆域擴大，為加強邊疆治理，多次移民興邊，最多時從中原遷徙70多萬人口到邊疆地區。

　　明朝也多次從江南移民守衛長城。最初，守城者只在長城一邊的土地上耕種。進而，長城兩邊的各族百姓通婚越來越普遍，逐步形成了“長城兩邊皆故鄉”的局面。

　　以遼寧段長城為例，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率3000名浙江義烏兵戍守長城，建村建城，許多碉樓都是用家族姓氏命名的，有張家樓、李家樓等；清康熙皇帝賞賜長城沿線戍邊人員以長城北側土地，遼寧綏中永安堡鄉立根臺村就是一例。

　　明朝以后，與長城有關的大規模遷徙現象還有走西口、闖關東，由此還在東北產生了一個名詞——關里家。到清代，康熙皇帝允許前朝守城將士、軍戶遷到長城以北定居。可以說，長城文化呈現了一種民族大融合的血緣關系，推動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

　　千百年來，長城沿線形成了長城以北有胡化漢人、長城以南有漢化胡人的局面。長城南北的文化信仰相互認同，各民族之間的和合與共始終是主流。守長城供關公、攻長城供孟姜女，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民俗。長城關口內信奉儒釋道三教，關帝廟宣揚忠義，孔廟、魁星樓和文昌閣宣化國家秩序，整體上都倡導友好和平；長城關口外也修孟姜女廟，意欲打破藩籬……這樣的舉動，體現著各民族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深刻認同。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和中國大一統的象征

　　回顧長城修筑史可以看到，長城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產物，各民族先民各修長城、共護長城，都為形成、鞏固和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作出了貢獻。

　　漫長歲月里，各民族先民都曾修筑過長城，包括遼、金、元、清代入主中原時期。

　　北魏(386年—534年)是鮮卑族建立的政權，曾大規模修筑長城，長2000余里。

　　北齊(550年—577年)是鮮卑族建立的政權，共6次修建長城，合計5000余里，如今山海關、黃崖關、山西呂梁等處均有其遺跡。

　　隋朝(581年—618年)是帶有鮮卑族血統的漢族政權，共5次修長城，“東至黃河，西距綏州，南至勃出嶺，綿亙七百里”。

　　到了北宋(960年—1127年)，中國歷史處于宋、遼、西夏、金的割據時代，宋王朝不再修筑土石長城，轉而自保定以北至海河口一線連接水網，修建了一條其深度既無法行船又無法徒涉的“水長城”，并在沿線筑起一批城堡。

　　金朝(1115年—1234年)是由女真族建立的統治中國北方和東北地區的王朝，其修建的金長城也稱金界壕，長約5500公里。至此，各民族先民政權修建的長城已達上萬公里。

　　清朝(1636年—1912年)沿用了歷朝長城，康熙曾有過“不修邊墻”令，但實際上清代長城也頗具規模，且地域跨度之大前所未有，其修筑范圍基本包括新疆絲綢之路沿線可用所有設施、淮河以北所有省份，在黃河以北尤為密集。

　　因此，長城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產物，凝結著中國歷代各族民眾的心血和智慧。這中間，北魏、北齊、西夏、遼和金界壕都是各民族政權修建的長城。正是在長期不斷修筑的過程中，萬里長城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和中國大一統的象征。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見證

　　長城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最契合的，無疑是絲路長城。在中國眾多長城資源中，最能體現長城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精神的也是絲路長城。長城和絲綢之路兩個世界級文化遺產，縱貫東西、連通古今，給人以無限啟迪。

　　絲路長城是保障絲綢之路安全暢通、維護世界和平的設施，這也是兩千多年來絲路長城反復修建的目的。從甘肅到新疆的絲路北、中、南線走向與長城高度重合，長達約8700多公里，足見陸上絲路對于長城的依賴。

　　在絲路長城的護佑下，各民族文化乃至中西方文明得以交融，絲綢之路成為中華文明連接世界文明的紐帶，絲路長城沿線也隨之成為文化交匯的“高熱度”地區。自張騫“鑿空西域”，西漢“列四郡，據兩關”，中華文明由此遠播歐亞，多元文化在此和諧共生。可以說，長城在絲綢之路開辟了中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坦途。敦煌莫高窟、云岡石窟、玄奘之路這些文化之旅都有長城的守護，這都是中華民族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見證。

　　長城很古老，長城學卻很年輕。新時代，要用國際視野，從人類發展的高度重新審視長城，在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和文明交流互鑒方面繼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完)

　　作者簡介：

　　 趙琛，中國長城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東北大學教授。中國古建筑文化遺產研究委員會主任、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古村落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國家精品課程、國家級精品資源共享課負責人、國家視頻公開課主講人。《中國大百科全書》長城卷副主編。

　　 致力于長城學研究、古建學研究、古村落研究。主要著作有“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數字長城》，以及《大美村寨——鳳崗》《福陵》《昭陵》《百壽坊》《百獅坊》《文昌祖庭》《李白故里 5.12》等。

　　 重點項目有首例數字長城資源庫——明長城資源庫、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重大委托項目——長城精神與文化內涵的遼寧特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