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因此，在居民住宅問題上，不能高喊“找市場，不找市長”的口號，而要既“找市場”又“找市長”。

　　美國是個市場化的國家，但在住房問題上，美國政府介入卻相當早。1931年，美國總統胡佛在住房問題會議上就曾指出：“沒有什么東西比住宅更能為謀求人們幸福和社會安定做出貢獻。”因此，政府在住房問題上的介入必須是積極主動而又早期迅速的。

　　政府介入房地產市場要做四方面的事情：一是遏制地價，清除批地腐敗，降低交易成本。實際上，目前的房地產價格之高，是存在著一定的腐敗成本的，而這個成本最終會攤薄在消費者頭上。

　　二是要出臺政策增加“炒房團”、“炒房者”的風險，剔除泡沫。對于“炒房”，政府自然沒有理由去強制其不許“炒作”，這是違反自由和權利的原則的；但完全可以通過銀行控制貸款、設定交易期限等技術手段，以此甄別“炒房者”與真正的購房者，從而既增加“炒房者”的經濟風險而又不危及真正購房者的切身利益。

　　其三，在改進和規范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的基礎上，進一步出臺利民政策。對比美國，我們不難發現，美國在解決住房問題之初，是有購買住房免稅等制度的，而在我國，這個稅率的比例雖然逐年在降低，但總的額度還是相當高的。再比如，美國政府曾經針對低收入家庭出臺過住房補貼政策、低抵押貸款利息政策(美國購房者的資金80%來自于金融機構貸款)等，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其四，政府應該積極引導民眾培養一種良性的住房理念。在我國，“人人享有”住房往往被理解為“人人擁有”住房，沒多少人愿意租房住，“合適住房”被理解為“越大越好”。這樣的住房理念，實際上是對房產價格居高不下推波助瀾。房屋的價格和民眾的住房理念是息息相關的，是相互影響的，不恰當的住房理念對房價起到一種非理性的哄抬作用。如果房價老是一路飆升，那么“租房”者就會越住越后悔。因此，政府要做的，就是保障租房者的利益，要讓“租房”也成為市民一個不錯的選擇，而不用擠在“全民買房”的獨木橋之上。(歐木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