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地置業近兩年風靡全國，但異地置業也存在相當的風險，現有媒體列出異地置業的十大風險城市，包括深圳、上海、北京、大連、杭州、廈門、廣州、青島、寧波、天津。其中上海的房價如同坐“直升電梯”，北京是高房價的重災區，而深圳房價比香港還高。

　　如今，高攀不下的房價出現了兩極分化情景，在公共輿論與廣大中低收入群體的聲討中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在一小部分投機者眼中仿佛“冒險家的天堂”，隨時可以享受到投機風險刺激下的心跳、以及投機成功之后的巨大收益喜悅。

　　如今，“異地置業十大風險城市”排行榜的出現，于輿論而言，是一種信息歸納后的危機預警，是對房價瘋漲發出的“利空”信號，是表達民眾憤怒的心聲，但對于所謂的異地置業者，其實也就是房地產投機者來說，這種警告與提醒都是過耳輕風，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可能加劇其投機沖動。

　　畢竟，資本的天性就是追逐一切利潤，尤其是高風險下的暴利回報。投機行為本質上是在走鋼絲，打擦邊球，通過對國家政策與民眾心理的不斷“探底”，來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異地置業十大風險城市”的評選依據是其所在城市的房價高基數以及依舊驚人的上漲速度。而后者恰恰是投機者最為看重的數據，由此證明了當地房價的投機游戲依然被看好，無論是試圖操縱價格的投機玩家，還是無奈之下被裹挾入傾家蕩產買房的“強迫式購房者”，都在主觀與客觀上繼續推動房價。而投機者最擅長的就是火上澆油，通過繼續拉高房價獲得高利潤。

　　何況，資本是會飛的。在一個房地產投機氛圍盛行的城市，眾多外來的投機玩家對政策變動、金融信貸等方面的調控力度最為敏感，他們在投機之初就做好了隨時撤退的準備。而投機玩家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其相應的市場抗風險能力也很厚實。即使出現政府試圖調控房價的種種政策出臺，投機玩家也可以形成利益同盟，以資源調配來抗衡政府。由于目前地方政府以征地、競拍以及從房地產中抽取高額稅收的利益關聯結構沒有根本性變化，很難采取實質性的硬性監管手段。因此，投機玩家們對最大的風險——政策風險并不擔憂。

　　哪怕出現最壞的情況——在中央三令五申以及政治博弈下，隨著政府在公共性住房資源上加大投入力度，房價上漲幅度有所抑制，也無法撼動以“市場需求規律”為主導的商品房尤其是高檔別墅銷售狀況。資本玩家在發現所在城市預期回報率下降后，也可迅速采取戰略轉移，到其他二三線城市興風作浪。

　　現在看來，“異地置業風險城市”的最大受害者是當地民眾。他們不但要承受高房價所帶來的沉重經濟壓力，更擔心在“房價泡沫”破滅后，眾多依靠按揭買房的普通市民將面臨資不抵債的破產困境。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直接導致東南亞不少國家的民眾成為“負翁”，就是最好的事實證明。

　　我們不能依靠一個“異地置業十大風險城市”排行榜來嚇退投機者，正如政府不能靠要求房產商道德自覺提供“為窮人造的房子”，來緩解自身壓力。美國次貸危機已經告訴我們，政府不能對市場缺陷放任自流，必須采取更強有力的“有形的手”，彌補市場失靈，以政府合理調控以及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責任，來緩解民眾“買不起房”的焦慮，消除投機者利用制度漏洞大發其財的生存空間。(畢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