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冒風險購置農村房產

　　狹窄的胡同，塵土飛揚，路兩側堆滿了柴禾，狗的糞便到處都是，39歲的畫家李玉蘭抱著1歲的女兒打開銹跡斑斑的鐵門。一處普通的農家小院展現在眼前——5間上房、6間廂房占據了小院的大部分空間，院里的小池塘里只有荷梗和殘冰。

　　在距離北京城中心只有40公里的通州區宋莊鎮辛店村，這處占地面積391.28平方米的小院，坐落在村子深處。如果不是因為一場房產官司，它一定不會成為千萬個農家院中的“明星”。

　　在李玉蘭提供的大紅“土地房屋使用證”上，“變更記事”一欄寫著：“馬海濤于2002年7月1日將上房5間、廂房3間出售給李玉蘭使用”(后李玉蘭加蓋3間廂房)。下面，蓋有辛店村村委會的大紅印章。

　　同樣蓋有辛店村委會章的一張手寫“買賣房協議書”顯示，李玉蘭共支付了4.5萬元，平均每平方米土地帶房屋115元。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2002年北京市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4761元，兩者相差逾41倍。

　　畫家李玉蘭購買的正是所謂的“小產權房”。城鎮居民到農村購買宅基地、農民住宅或村集體建設的房屋，拿不到國家發的產權證，所以被稱為“小產權房”。

　　我國《土地管理法》規定：我國實行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城市里的土地屬于全民所有，農村的土地屬于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所有。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

　　這部法律讓城市居民去農村買房成了奢望。然而，高價的城市房和低廉的農民房之間的價格落差，使很多城市居民冒著政策風險在農村購置了房產。

　　　　小產權房交易：后悔的總是農民

　　隨著幾年來北京房價的飛漲，宋莊一帶三四間房的農民房年租金也由3年前的3000元攀升到1.5萬元以上。據宋莊小堡村村委會統計，僅房租一項，村民年收入就在750萬元以上。

　　看到自己賣過的房子飛速升值，很多農民不甘心。李玉蘭認為，這是原房主馬海濤把她告上法庭最重要的原因。

　　2007年7月，通州法院判決：李玉蘭是城市居民，依法不得買賣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住房，因此判決李玉蘭和村民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無效，責令他們在判決生效90天內騰退房屋。而根據法院評估結果，賣主要給付李玉蘭夫婦93808元的補償款。

　　5個月后，北京市二中院終審判決雙方簽署的房屋買賣協議無效，李玉蘭必須在90天內騰房。但二中院同時認定，造成合同無效的主要責任在于農民反悔，畫家可另行主張賠償。

　　據宋莊藝術促進會的饒雪峰介紹，宋莊住有藝術家近2000人，其中300多人買下了農民的房子。2006年10月以來，被村民告上法庭的不止李玉蘭，畫家村有10多位。但李玉蘭的案件第一個宣判。

　　“只要村口有人拿著測量儀轉兩圈，農民和我們這些買房人兩邊都騷動起來”，59歲的齊興猛在通州張家灣鎮賈各莊買了一處農民宅基地建成衣廠，不久前，剛被賣主起訴。

　　“買房住、買房建工廠被起訴還可以理解，我買房辦公益也被起訴。”70歲的畫家裴俊義1999年在通州柴湖鎮崔窯村買了一處農民房，開辦了“夕陽紅公益活動站”。5年后，主動找他賣房的農民反悔，將他起訴至法庭，一二審都是判決合同無效，原房主將當時購房款2.6萬元返還。而當時，小產權房的問題還沒有進入公眾的視野。

　　　　城里買房人靠反訴曲線救國

　　今年1月3日，李玉蘭依照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書所確定的索賠原則，向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馬海濤賠償經濟補償金共計48萬元。

　　3月3日，這一索賠案件在北京通州區宋莊法庭開庭審理，法庭沒有當庭宣判。

　　李玉蘭的起訴并非心血來潮。北京漢衡律師事務所的張萬臣律師認為，這是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受損的城里人取得合理補償的手段。“也就是曲線救國：把房子還給農民，但是要分享買房到現在房屋升值的利潤。”

　　因為這類土地糾紛案件層出不窮，北京市高院下發了《關于審理農村私有房屋買賣研討會會議紀要》。其中寫道：“與會者同時認為，此類合同的效力以認定無效為原則，以認定有效為例外”，例外的情況是：“如買賣雙方都是同一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經過了宅基地審批手續的，可以認定合同有效。”

　　日前，北京市海淀法院山后法庭相繼審結的4起同類案件中，亦根據房屋的升值程度，確定涉案房屋的重置成新價和區位補償價。其中一宗案件中，農民須賠償買受人45萬元之多。

　　“在海淀的案子里，買房人和農民所得利益的是七三開，買房人拿七，農民拿三。”張萬臣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農民的起訴風潮，得不到利益的農民會知難而退。

　　“六四分成我也滿意，最低五五分成我也能接受。”齊興猛說。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合同肯定會被認為無效，唯一得到補償的途徑，就只有反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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