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紅旭透露，這一提議來自上海市市長韓正，其目的是要使公共租賃房長期可持續運營。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獲悉，在公共租賃房建設模式上，上海市政府目前也提出了與北京類似的想法，即鼓勵企業利用自有土地建公共租賃房，比如張江高科產業園區的人才公寓。

　　在西部地區，為緩解房地產泡沫從一線城市向下傳遞的壓力，在北京和上海之前，重慶已先推出了龐大的公共租賃房發展計劃。

　　在2月20日重慶市政府第62次常務會議上，市長黃奇帆提出，重慶今年將開工建設500萬平方米公租房，年底向社會投放20萬平方米。

　　根據中長期規劃，從2010到2020年，重慶主城區公租房總建設規模將達2000萬平方米，累計33.5萬套；此外，遠郊區縣也將隨城市化進程再建2000萬平方米。屆時，重慶將以4000萬平方米的“公屋”位居內地城市之首。

　　保障房轉型探路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過去管理部門把經濟適用房作為保障房供應的主體，實踐證明其存在漏洞，而目前啟動的公共租賃房建設，是在“為中國住房保障制度探路”。

　　1998年至2003年房改初期，在確立經濟適用房作為保障性住房供應主體的過程中，就“房子建完以后是售還是租”，原建設部內部曾持續爭論長達數年。

　　彼時曾任職建設部科技司司長的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會長聶梅生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1998年房改時，適逢亞洲金融危機擴散，當時最為強烈的背景是拉動內需。這就給當年的房改背負上一個艱巨的任務：刺激購房消費，讓內需集中釋放。

　　另一個背景是當年鋼材等行業產能過剩。因而有人提出大力建設經濟適用房，以消化過剩的產能，這成為拉動經濟的又一應急方案。由此，對消費拉動效應較低的租房市場被忽視，廉租房等公共租賃住房政策的長遠考量被擱置。

　　正是這一房改大背景，確立了日后長達12年的“重買輕租”住房保障體系。在聶梅生看來，房屋租賃市場這個“中國住房制度設計的缺失段”，是造成今天市場供需失衡一個重要原因。

　　房屋租賃市場的缺失，為中國住房保障模式轉型埋下伏筆。

　　有學者認為，從2007年溫家寶總理考察新加坡公屋時開始，這種轉型思路就已萌芽。只是“因為國際金融危機的到來，使中國住房保障模式向‘租售并舉’的轉型戛然而止”。

　　2009年，公共租賃住房政策經廈門、深圳、常州和天津等幾個城市的先期探索，逐步走入更多地方保障房的政策框架。地方政府越來越傾向于用“租賃補貼”的方式來解決“住有所居”的問題。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房地產處處長文林峰認為，這種轉型是“住房保障體系發展趨于成熟的表現”——過去急功近利，房子建完了就賣。但從多年實踐來看，光靠推動住房自有化，不可能完全解決城市新增流動人口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

　　文林峰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1998年到2008年10年間，北京市經濟適用房的建設總量已經超過2000萬平方米。“如果當年這2000萬平方米有一半留在政府手里，供長期持有出租，那經過10年的周轉，今天就應該能夠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機制，至少不必像現在這樣，政府不停地去找地建房，建完再賣，房子越建越遠，市民還不愿意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