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運用政府調控和市場機制兩個手段，保持房地產投資合理規(guī)模，優(yōu)化商品房供應結構，加強房價監(jiān)管和調控，抑制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保持合理的價格水平……”

　　近日來，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房地產業(yè)的論述，引起出席兩會的代表委員們的強烈共鳴。

　　樓市調控年為何“漲聲”一片？

　　在新華網的兩會調查中，越來越多的網民認為，高房價已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絆腳石”。北京市建委統(tǒng)計數據顯示，2006年第三季度，北京城八區(qū)普通住宅期房預售成交均價為每平方米9049元。對于生活于此的老百姓來說，按目前的收入水平，購買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意味著什么呢？有位網民對此有一個匡算：

　　——假如我是工人，沒有下崗，一個月收入1000元，不抽煙、不喝酒、不結婚、不吃飯，總之，一分錢不花，并且在房價不上漲的前提下，要住上自己的房子，得連續(xù)工作60年，到那時已是快“入土”的人了；

　　——假如我是一個月收入2500元的公務員，不抽煙、不喝酒、不吃飯，想住上這房子得熬24年，到那時都快退休了……

　　動輒每平方米均價過萬元的房價，讓許多老百姓“望房興嘆”。令人不安的是，目前不只是大城市房價狂飆不止，三線城市甚至西部地區(qū)房價也在較大幅度上升。

　　“這些都說明房地產業(yè)暴露的問題不再是個局部性問題。”全國人大代表祝義才說：“一年來樓市雖然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但高房價大面積擴散發(fā)生在樓市調控年，發(fā)人深省。房地產業(yè)的暴利得不到根治，就很難讓房價理性回歸。”

　　去年被稱為樓市調控年：一年之內連出10項調控政策、措施。盡管中央宏觀調控的積極效應已經顯露，但房地產領域中一些突出問題仍未得到根本性解決：商品住房供應結構性矛盾突出、房價上漲較快、住房保障制度滯后等，依然是房地產市場中的突出“痛點”。

　　祝義才代表說：“老百姓傾其所有，或者背負巨額貸款買房，加重了生活負擔。這將導致貧富差距加大，影響社會公平，甚至危及到社會的安定與和諧。”

　　全國政協(xié)委員黃維義認為，安居才能樂業(yè)。住房問題是群眾最關心、與群眾關系最直接的問題，有關方面必須下大力氣解決人們買不起房、住不起房的難題，切實落實好國家的政策。

　　百姓“住房社會保障”責任誰來承擔？

　　“地方各級政府要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和監(jiān)管切實負起責任。”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了政府在調控和監(jiān)管中所要承擔的責任。

　　“控制房價漲幅是對的，但必須關注政府責任的定位，要解決大多數人即‘夾心層’的住房難題。”全國人大代表史和平說，缺乏經濟實力但住房需求強烈的中低收入階層被裹挾進市場“需方”行列，千軍萬馬擠商品住房這座獨木橋，致使房市整體供求仍偏緊，房價怎能不節(jié)節(jié)攀升？

　　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指標增長，把房地產當作拉動經濟、帶動產業(yè)發(fā)展、增加稅收和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只注重房地產的商品屬性，忽視了其保障品屬性。

　　九三學社中央在一份政協(xié)提案中建議，要改革地方政府政績評價體系，將“住房保障責任”作為地方政府政績的重要評價指標，抑制“賣地建房”的投資沖動，強化政府“住房社會保障”的責任。

　　一直以來，房地產市場存在的暴利和信息不透明問題十分明顯，這也是國家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原因。全國人大代表陳惠娟認為，現在的突出問題是，一些地方政府和職能部門“越位”和“缺位”。而房地產的定價機制，基本上由開發(fā)商單方面說了算。按道理，調控房價這么久了，居然一直沒有具體住房成本的資料供決策參考，調控的參照物不清楚，不能說不是一個缺陷。

　　“維護市場秩序，維護社會公平，依法消除暴利，讓大多數人住得起房，這是政府部門的責任。面對樓市調控這樣一個大問題，監(jiān)管部門必須就高房價對癥下藥，從政策上鼓勵加大經濟適用房和低檔房的建設比例。”陳惠娟代表說。

　　打擊官商勾結“問責制”能否落到實處？

　　“深入整頓和規(guī)范房地產市場秩序，強化房地產市場監(jiān)管，依法懲治房地產開發(fā)、交易、中介等環(huán)節(jié)的違法違規(guī)行為。”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對違法違規(guī)行為將依法懲治。

　　震驚全國的青島房地產腐敗大案中，開發(fā)商僅僅付出十幾萬元的“攻關成本”，青島市原市長助理、原嶗山區(qū)委書記王雁就大筆一揮減免了土地出讓金等1.6億元費用。隨著近年來多名黨政高官落馬，房地產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焦點。

　　“現在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違法用地，關鍵是患了房地產依賴癥，問責制度缺位。”史和平代表說。房價上漲帶動GDP上漲，為官員政績涂上了一層亮麗的光環(huán)。土地已成為一些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這意味著，官員不僅不必承擔責任，還成為最直接的受益者，這反過來又助長了官員抵制和化解調控政策的心態(tài)，推動房價進一步上漲。

　　房價高漲，除了巨大的需求外，另一個主要原因在于房地產開發(fā)是一個暴利行業(yè)。郭松海、祝義才等代表委員認為，地方政府和開發(fā)商共同利益的利益訴求，導致樓市利益天平偏向開發(fā)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也影響到國家對樓市進行宏觀調控的效果。治愈高房價頑癥，關鍵還是靠地方黨委和政府的執(zhí)行力，問責制必須問到實處！(陳芳 張景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