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政府副區長朱成鋼在上海有一套140平米的住宅，購買時房價每平米五六千元，花了近90萬，資金來源是三個1/3：賣掉過去一套福利房獲1/3資金，銀行貸款1/3，單位補貼1/3。

　　“如果現在買這個房子，我是買不起的”，他說，自己居住的房子因房價上漲已升值到300萬元，每平米2萬左右，“我工資一年十幾萬，很不錯了，但十幾萬年薪怎么買300萬的房子。而現在剛畢業的大學生，即使是博士，月薪才一萬，也不可能買得起300萬元的房子。”

　　朱成鋼因此感慨，“解決住房問題最基本思路就是不能全盤市場化，政府當然要參與。政府想把房價降下來，讓更多老百姓買得起房。但在房地產完全市場化情況下，住房是純粹商品，所以這些政策出臺后，收效并不很大。”

　　火箭般上升的房價成為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不少代表委員感慨：房價過高已成為影響我國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的突出問題，擴大和加劇社會貧富差距。應采取各種措施積極加以解決，否則將成為引發各種社會矛盾和沖突的導火索。

　　房價收入比過高 “房奴”涌現

　　房地產高燒不退，使社會上涌現出很多“房奴”——因貸款供房影響正常消費，使得生活質量嚴重下降的人們。

　　“房奴”大批出現與我國過高的房價收入比相關。政協委員、山東經濟學院房地產研究所所長郭松海指出，據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階段的消費結構變動規律，居民住房消費支出一般占到家庭收入比重的15%-30%；住房消費超過收入30%的家庭，即存在過度負擔。據我國主流媒體一項調查，目前31.8%的購房者月供占到月收入的50%以上，已超過國際上公認的住房消費警戒線。

　　很多國家和地區將整套房屋總價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比例作為度量住宅市場重要指標。全國政協委員、金寶國際(香港)董事長李秀恒指出，按照國際標準，合理房價與民眾家庭收入比例為2.6:1。但現實是內地城鎮房價與家庭收入比已平均高達7.6：1，一些城市更超過10：1。

　　2004年初開始，我國開始對升溫的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多管齊下，抑制了短期投機、投資性購房,但房價過快上漲勢頭并未得到明顯遏制，全國大部分城市房價仍在不斷上漲。2006年“國六條”以及其后系列政策，更提出系列量化指標，限套型、限地價和限房價等，以求解決房地產市場存在的供求結構失衡和價格過高。

　　但是，系列調控舉措的效果并非立竿見影。多年調控，而房價依然居高不下，部分城市房價漲幅依然偏高。2006年，深圳、大連、呼和浩特、北京、廈門等城市房價同比平均漲幅較高，分別為11.7%、10.75%、10.2%、9.6%、8.3%。

　　政協委員、民生銀行董事長董文標因此這樣描述：“地方政府說不拍賣土地了，土地價格就抬高了。說不準建別墅了，別墅價格就高了。說不要蓋大房子了，大套房子價格就漲起來了。”

　　同時，房價已成為社會矛盾最集中和最易激化的導火線。深圳等地開始出現民眾自發抵制地產商發動“不購樓”行動；一些省市出現跨地域民眾串連反高樓價的簽名；更有一些城市出現民眾自行集資建房，以抗衡地產商的行動。

　　調控要落到實處

　　多年調控，房價為何仍然“一行白鷺上青天”？不少接受采訪的代表委員都認為，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執行不到位，是房價上漲主要原因之一；而政策執行不到位，源于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及銀行的利益沖動。

　　不少代表委員談到，對于國家“嚴把土地關，停止別墅類房地產項目供地和辦理相關用地手續”這一規定，房地產商就模糊別墅概念，地方政府睜只眼閉只眼。按規定，從去年6月1日起，個人住房按揭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但實際執行中，這一比例幾乎是一紙空文。還比如，央行規定，商業銀行只能對購買主體結構已封頂住房的個人發放個人住房貸款，但由于監管不到位，“未封頂不放貸”也流于形式。

　　政協委員李秀恒直言不諱地指出，內地房地產市場近年持續升溫原因很復雜，既有市場方面原因，也有金融體制及宏觀調控原因。房地產利潤大大高于其他行業，許多企業紛紛轉型房地產，本末倒置。不少地方政府經濟增長要靠房地產推動；財政收入要靠土地出讓，銀行收入要靠房地產抵押貸款，故在政策上明顯向房地產傾斜，以追求地方政績和財政收入。

　　一些代表委員關注房地產過熱中的銀行信貸鏈條。政協委員、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指出，房地產焦點一是房價上漲太快，二是中低收入者住房條件改善太慢，“這兩個問題都和銀行有關系。”

　　郭樹清認為，在房地產方面，就銀行而言，應嚴格執行國家宏觀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把不合理需求抑制住，“比如銀行不應該發放貸款給炒房投資或投機者，應該自我約束。”

　　有種觀點認為，土地供應不足可能是拉升房價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把需求釋放出去，就能避免房價上漲。但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張卓元并不認同，“有人說土地供給不足是拉升建房成本的主要因素，我覺也不完全是，香港的土地一點一點賣，賣了多少年了。”

　　張卓元指出，有些房地產商壟斷土地，地方政府高價拍地等，很多是體制問題沒有解決。現在財政部明確地方政府把土地收入納入預算管理，這部分錢就不會再成為地方政府的小金庫，這應該是控制房價的一個辦法。

　　董文標委員認為，房價高啟原因復雜，有銀行房地產商的原因，也有地方政府的作用，“很多地方政府將土地作為解決生存和發展的資源，找一群人追拍土地，從2000元錢拍到5000元錢。而開發商是要追求利潤的，不可能把5000元拍到的土地蓋2000元的房子。所以房子就要賣得很高，轉移到買房人頭上去。”

　　九三學社一份關于強化住房保障職能、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提案對此描述更為充分。九三學社指出，一些地方政府把住房建設當作拉動經濟、帶動產業發展、增加稅收和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盲目擴大城市規模、增加拆遷面積，從而刺激和促進了對房市的剛性需求，導致和支撐了房價非理性的上漲；通過經營土地獲取巨額土地收益，土地出讓金已成為許多地方財政的主要來源，有的地方政府60%以上的財政收入都來自土地轉讓。而這些都可能把調控架空。(李文絢 夏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