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取消福利分房為標志的房改已進行9年，而時下，一些地區的黨政機關、大企業集團，卻不斷推出多樣化的住房實物福利分配。委托代建、定向開發、團購商品房……一股愈演愈烈的集資建房熱開始蔓延全國。

　　單位集資建房究竟是為職工住房解困，還是鉆政策空子，套取國有資源為小團體和個人牟利？各種議論也隨之而起。

　　保留集資建房政策旨在“濟困”

　　“如果沒有集資建房，很多困難企業的職工恐怕一輩子都住不上自己的房子。”在一些學者眼中，單位集資建房至今仍有著特殊的“濟困”作用。

　　1998年國家宣布停止福利分房后，住房貨幣化、產業化成為房改的基本方向。針對一些實際困難，集資建房的“優惠”政策仍得以保留，但對于其單位性質、建設標準等進行嚴格界定：住房困難戶較多的工礦區和困難企業，經批準，可以在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等前提下，利用單位自用土地進行集資、合作建房。對象限定在單位無房戶和住房困難家庭。

　　集資建房究竟是什么性質？2003年國務院下發的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規定，集資建房是經濟適用房建設的組成部分，建設標準、參加對象和優惠政策，按照經濟適用房的有關規定執行。

　　然而，隨著城市土地資源日益稀缺，市場房價越來越高，集資建房由當初解決困難職工的住房問題逐漸變了味。不少有地的特權單位開始加入到集資建房的大軍中。2006年8月，建設部、監察部和國土資源部聯合下發通知，嚴禁黨政機關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搞集資建房，超標準為本單位職工牟取住房利益。

　　南京市房管局副局長郭宏定說，國家允許困難企業集資建房，此后又允許科研院所、大專院校和一些事業單位利用自用土地建設經濟適用住房，以解決低收入者的住房困難。“而現實中，權力部門和壟斷集團將政策縫隙拉開成為一個黑洞。一些地方的大批黨政機關擠進集資建房序列，紛紛享受福利分房。”

　　違規集資建房禁而不止

　　今年廣州“兩會”期間傳出消息：有土地的單位，在符合城市建設規劃和土地使用規劃的前提下，可自行建房分給沒有享受實物分房和貨幣分房的住房困難職工。

　　在北京一家印刷廠工作的張華認為，這樣的集資建房很容易造成新的社會不公：“這難道不是福利分房的回潮嗎？” 據記者調查，近年來，各地違規集資建房的勢頭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中部某省政府事務管理局，在當地老百姓眼中儼然成了實力雄厚的地產開發商。通過政府劃撥土地，近年來共開發了上百萬平方米的住宅，每套住房建筑面積基本都在130平方米以上。

　　安徽省房管部門的一名干部向記者坦言，在他所在的家鄉，與房地產相關的規劃、建設、稅務、銀行等部門幾乎都通過不同形式建了集資房。而有的壟斷集團自房改以來，已經是第二三輪建房了。

　　江蘇省電力系統的一家公司，通過集資建房的形式，為企業職工修建了一片雙層連排別墅。有的面積達到200平方米左右，并配有車庫。

　　集資房為何這樣便宜？

　　記者調查發現，大多數集資房的價格通常比當地商品房價格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有的只象征性地交幾萬元錢。

　　集資房為何這樣便宜？究其原因還在于權力介入市場后，降低了集資房的成本。僅從土地獲取上就可見一斑：有的集資房用地是無償劃撥，有的是違規占用行政用地，有的則是由規劃建設部門“特批”。

　　“一般的單位和企業要建經濟適用房在審批立項階段就會受阻，但權力機關和壟斷集團就不一樣，這類單位的領導也許打個招呼或稍做‘溝通’，就能拿到許可證。”北京城建集團一位項目負責人說。

　　“集資房的標準每套一般應嚴格控制在60平方米至80平方米。”北京市建設系統的一名干部告訴記者：“但現在一些單位卻越建越大，裝修越來越豪華，有的廳級干部的住房面積已經達到了180平方米。有的單位集資建房時，領導干部與一般群眾的住宅分區建設，標準相差懸殊，實際上是新形式的福利腐敗。”

　　市場化外衣下的“雙軌制”

　　如今，炙手可熱的土地招標拍賣在有的地區大受冷落。SOHO中國市場部負責人說，現在一些開發商持觀望狀態，不敢再輕易投資。因為有權有錢的單位建集資房，均以大大低于市場的價格賣給單位職工，這種準市場的消費行為，使按市場規則搞建設的開發商感到不公平，也違背了房改的初衷，不利于住房商品化、市場化目標的實現。

　　專業人士對大量集資房的出現更是憂心忡忡。中國社科院的一位專家指出，如果放任集資建房遍地開花，隨著房地產價格的持續上漲，住房供應體系的“商品房——經濟適用房——廉租房”三支柱設計將很難建立，今后消費者可能會走向兩個極端：強勢者享受“準福利分房”，弱勢者被逼購買高價商品房。

　　“長三角”某市一名城建干部表示，落實國家政策嚴禁的黨政機關集資建房難度很大，“許多權力部門參與其中，既無法調查，也無法禁止。不久前我們接到群眾舉報，說是組織部門正在集資建房，當房管部門要調查此事時，上面就有領導來打招呼說情，最后不了了之。”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董藩認為：目前一些單位集資建房帶有嚴重的權力色彩，顯然背離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新的分配不公和變相瓜分公共資源和國有資產。(陳芳 鄧華寧 郭久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