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獨家|蓋琳：西方應以何種人權標準看待西藏？

　　中新社拉薩8月19日電 題：西方應以何種人權標準看待西藏？——專訪首位在歐洲議會工作的中國人蓋琳

　　中新社記者 趙延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70年來，西藏民眾在物質與精神權利層面都取得歷史性進步。然而，長期以來，西方某些人經常炒作所謂“西藏人權問題”，以此誤導國際社會。首位在歐洲議會工作的中國人、對外經貿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兼職教授蓋琳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訪問，就西藏人權狀況、中西觀察角度為何不同以及西方應以何種人權標準看待西藏提出看法。

　　蓋琳，從2005年起在歐洲議會工作，是首位在歐洲議會工作的中國人。2009年得到特例，允許保留中國國籍成為歐盟公務員。曾發表多篇文章，著有《我在歐洲議會》一書。

　　采訪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在歐洲議會工作多年，與西藏有怎樣的淵源？

　　蓋琳：由于工作原因，我對西藏并不陌生。我自2006年底擔任歐洲議會歐中友好小組秘書長以來，在歐洲議會接待過多支西藏訪問團及中國全國人大西藏代表團。2012年5月14日，時任中國全國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向巴平措到訪歐洲議會，與議會歐中友好小組主席德瓦議員和歐中友好協會主席沃恩議員分別舉行座談。2011年1月，我們還在歐洲議會舉辦過西藏百萬農奴解放歷史圖片展。

　　中新社記者：您曾多次進藏，依您所見，西藏有何種變化？

　　蓋琳：工作中接觸的材料終歸只是一些抽象數字和信息。親身探訪能讓我看到西藏保護完好的青山綠水和當地人安居樂業的生活狀態。2014年6月，我參加歐洲公共外交人士訪問團去訪問西藏。我們走訪了林芝受廣東省對口援助的小康示范村唐地村。我們隨機走訪了兩個農戶，一戶是果農，他們種植的西瓜和西紅柿絕對原生態，讓我回憶起小時候吃過的真正果味。他們家里藏式家具的花紋和壁畫都是戶主自己雕刻和手繪的。另一戶是村里的建筑包工頭，住在十分氣派的四層小樓，藏式客廳和漢式客廳裝潢精致，屋內設備齊全。最讓我驚嘆的是當年林芝市已做到WIFI覆蓋全市。當年就連歐盟一些發達城市也還未完全實現。

　　回到歐洲議會后，我通過郵件向歐盟全體議員講述，我看到了一個人文的西藏、和諧的西藏、綠色的西藏、科技的西藏、信息化的西藏、現代化的西藏。

　　聽了我的介紹，議員們對訪問西藏產生了濃厚興趣。2016年8月24日至26日，6位議員和我組成的歐洲議會歐中友好小組代表團再次訪問西藏。代表團先后參觀羅布林卡、西藏博物館、布達拉宮、大昭寺、八廓街、西藏唐卡畫院、西藏大學、色拉寺等地，并到拉薩市柳梧鄉達東村開展了家訪。

　　雖然有些地方對我來說是故地重游，但短短兩年時間又發生了許多變化。在達東村村民白瑪群培家，議員們詢問了他們的生活狀態、收入來源、農業生產、女性地位、子女上學等情況。代表團團長德瓦主席還在拉薩街道旁與當地年輕人隨意交談。弗蘭祖利卡議員私下對我說，這次訪問完全顛覆他對西藏的想象，他現在了解到西藏從歷史上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充分尊重西藏宗教信仰，保護藏族文化并使其傳承，并不像一些分裂勢力在西方所宣傳的那樣。而且，西藏健康全面的現代化發展讓他驚嘆。他說，歐盟需要學習這樣的發展速度。

　　中新社記者：您眼中的歐洲人權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

　　蓋琳：在我看來，歐洲人眼中的“人權”源于1600年2月17日布魯諾被教廷燒死這一事件。當時，不管是出于布魯諾捍衛“日心說”挑戰羅馬教廷正統宗教觀，還是出于其他原因，這個重要的歷史事件都促使“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在歐洲誕生。這便是歐洲人眼中最早的“人權”，加上后來在歐洲乃至全世界發生的啟蒙運動、女權運動、兩次世界大戰等各種運動、革命或戰爭，西方人定義的“人權”不斷完善與發展。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中西之間的人權差異是什么？

　　蓋琳：與西方相比，中國的“人權”可以追溯到《易經》，此后儒釋道在不同歷史時期也對作為人的權力(或如何做人)有著各自的觀點。但在我看來，今天中國對人權的定義更聚焦于當代。西方人權與中國人權的注重核心和角度存在很大差異。西方關注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強調個體特性。而中國人權的核心以個體生存為前提，其次追求生活質量。對于中國、中華民族整個區域來說，人權是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不受任何欺凌壓迫。

　　雖然中西方在對人權概念的理解上存在明顯差異，但是中西方在追求人權的價值理念上也有共通性，如追求男女平等觀念已深入人心。舊西藏實行農奴制度，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實現男女平等。我認識的西藏朋友中不乏一些職業女性，甚至包括一些女官員。我看到她們在西藏的工作和生活得到充分尊重。“現在的西藏人人平等，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一位自治區高級官員告訴我，而他的父親在達賴時期是一名農奴。

　　中新社記者：西方評價西藏人權是否存在“雙標”，原因是什么？

　　蓋琳：西藏自治區的發展速度驚人，經濟體量如今已超過一些歐盟內東歐國家。但為什么西方談論西藏人權仍會嚴重“雙標”？部分西方媒體炮制西藏“文化滅絕論”，抹黑中國政府在西藏進行“宗教信仰自由壓迫”和“少數民族文化滅絕摧毀”。而事實上，西藏各宗教、各教派一律平等，信教和非信教民眾一視同仁。據我了解，西藏現有藏傳佛教宗教活動場所1700多處，僧尼約4.6萬人，清真寺4座，世居穆斯林民眾12000余人，天主教堂1座，信徒700余人。在拉薩最負盛名的八廓街頭，隨處可見虔誠叩首的佛教信徒。這種自由度，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都望塵莫及。中國政府始終尊重和保護西藏自治區信眾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再比如，當歐洲街頭、美國國會山發生暴亂，當局政府立即定義為犯罪、恐怖行為，予以鎮壓。然而，當2008年拉薩發生“三·一四”暴亂，部分西方政客和主流社會卻支持“達賴集團”，抨擊中國政府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合法、合理行為，甚至不惜制造謠言抹黑中國。背后原因在于，西方對西藏客觀了解不夠，從而被支持“藏獨”的人“鉆空子”。

　　中國談論西藏人權，會從介紹“西藏的人均壽命從和平解放初期的35.5歲提高到2019年的71.1歲”角度出發；也會介紹“西藏100%的農牧民都享有以免費醫療為基礎的農牧區醫療保障”，即：醫療保障條件的提高；還會講“2020年，西藏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4598元人民幣”，“2019年12月，西藏74個貧困縣(區)全部摘帽”。這些都是從集體角度介紹西藏自治區人權情況。

　　在我看來，西方關注的人權核心不在于此，西方允許并提倡與主流觀點唱反調。因此可以看到，西方在抗擊疫情中表現不佳，因為西方的人權縱容了民眾與政府對抗：不戴口罩，不居家隔離，上街游行，甚至有打砸搶等暴亂發生。

　　西方對西藏人權狀況評價標準的“雙標”，在我看來，一是那些政治家不了解真實情況；二是“達賴集團”抓住了西方社會所關注的“人權”核心，從而煽風點火。

　　中新社記者：西方應以什么樣的人權標準看待西藏？

　　蓋琳：我認為有兩點：第一，針對西方的關注核心來介紹西藏人權。比如用事實說話：中國政府一直在保護和幫助西藏自治區的宗教信仰、文化傳承等。也可以在疫情結束后，多請歐洲朋友到西藏走走看看。我相信他們會用自己的視角捕捉到西藏的真實人權情況，然后用自己的邏輯告訴周圍朋友，讓更多西方人了解西藏的真實情況。

　　第二，東西方對待人權的一些看法存在分歧是正常的。我認為中國只需堅持自己，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走適合中國的人權發展道路。人權歸根結底與每個人或集體所擁有的資源掛鉤。比如人們都有享受生存發展的權利，但他們所擁有的財富最終決定生活方式。

　　在我看來，歐洲錯失了兩次與中國合作、提高民生福祉的機會。第一次是2008年，歐洲執意邀請達賴訪問歐洲議會，導致原本要聯手幫助歐洲擺脫經濟危機的中歐峰會因故推遲，錯失與中國合作的最佳救市時機，致使歐盟花了長達十年擺脫經濟危機。二是現在，歐盟過于注重意識形態，錯把中國定為“制度性對手”，幼稚地捍衛“民主和自由”，奉行“政治正確”，打壓歐盟內部所有對華合作的政治主張。這使得歐盟又一次失去與中國加強合作、抗擊疫情、復蘇經濟、改善民生的機會。實際上，歐盟經濟增長在2020年下降了6.2%。若歐洲過于注重意識形態，不及時有效發展經濟，那么歐洲民眾追求的權利將無法依靠物質資源來實現。

　　近期調查顯示，僅36%的歐洲民眾相信歐盟成員國政府，35%的民眾相信國會。而此時的中國正朝著實現下一個百年目標努力奮進，中歐的經濟差距將進一步拉大。我相信，再過一段時間，一些歐洲政治家會率先醒悟，到那時西方社會將會重新思考人權，以更客觀的人權標準看待西藏。(完)

　　蓋琳，2005年起在歐洲議會工作，是首位在歐洲議會工作的中國人。2009年得到特例，允許保留中國國籍的同時成為歐盟公務員。發表過多篇文章，著有《我在歐洲議會》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