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25日電 題：仁愛何以成為中華文明最具優先性、通貫性的價值？

　　作者 謝茂松 國創會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在數千年的文明發展史中，中國人創造了悠遠博厚的中華文明。仁愛思想始終是中華文明最具優先性、通貫性的核心價值，至今仍在影響中國人的精神氣質和行為選擇。

　　仁愛的文明原理，使中國始終尊重基于各自不同特性基礎上的獨立自主發展，又具有如同天地一樣的文明的巨大包容性，重視相互之間的融合發展。這解釋了中國歷史上為何多次發生民族大融合，而沒有引起過一次文明的沖突，更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透過仁愛的“道德律”，外界或可讀懂中國不搞國強稱霸的必然性，以及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

　　“仁者愛人”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文明智慧

　　中國文明傳統將周公與孔子并稱，因為其歷史貢獻都關聯禮樂文明。周公制禮作樂，集夏商周三代禮樂文明之大成；孔子將禮樂制度背后的精神即文化價值顯豁揭示出來，這就是“仁”。

　　從中國考古發現看，禮樂文明的累積不止于夏商周三代，更早在《史記·五帝本紀》所記載的五千年前，如再往上追溯禮樂文明的發生則在八千年前。所以“仁”的文化價值不是突如其來、從天而降的，而是在五千年前甚至八千年前開始的禮樂文明的深厚累積基礎上揭明。

　　內在的“仁”與外在的“禮”形成內外相交養的關系。在中華文明看來，人之為人所在，人禽之別也正在于“仁”與“禮”。

　　孔子解釋“仁”為愛人，中華文明對于“仁者愛人”的理解，首先體現為對父母的愛與孝敬、對子女的慈愛、對同胞兄弟姐妹的愛。對家人的愛是起點，但不能停留或封閉于此，而要由近及遠不斷往外推擴，即孟子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說的“泛愛眾”，由此再推擴就是對國家的愛。

　　從愛家人到愛他人，再到愛國家的由近及遠推擴過程，體現了悠遠博厚的古老文明“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是先要在天性之上厚植德性的根本，也就是孝悌為“仁之本”，然后由孟子所說的孝悌的“等差之愛”來達到普遍之仁愛。

　　透過“仁者愛人”，不難發現中華文明對于“仁”的理解，一定是放在人與人之間具體、有機的關系之中。《說文解字》解釋：“仁，親也。從人，從二。”一人就無以為仁，這里的底層邏輯就是“一陰一陽之謂道”。這種仁愛觀與西方社會契約倫理有著本質不同，后者的底層結構是抽離了所有具體關系后原子式的抽象個體，這決定了西方社會契約完全是建立在抽象基礎上的，這固然帶來效率，但因有機性、內在共同體性不足而影響其長久性。

　　在西方，right一詞用來表示個人權利完全是現代性的產物，right在現代之前的古典時代表示“正確”，即德性。近幾十年來，西方政治哲學已在反省和批判將right由古典的德性降為現代的權利的后果。

　　個人權利背后的預設是個體的欲望，而現代性的奧秘在于不斷制造各種欲望和需求從而形成新的消費市場，所以權利并非處于最高階，德性比以欲望作為底層結構的權利更為高階。因此，在探討應如何讓仁愛觀念與現當代個人權利意識更好結合這一話題時，中華文明的仁愛思想可以給西方社會契約倫理的抽象性增加具體關系的有機性，尤其是更深層的天人相應性。

　　仁之德性，可以給西方現代個人權利意識以及底層的欲望，增加以天理制約人過度欲望的德性新規定，以“仁”來涵攝、超越西方社會契約倫理與個人權利。這就是孔子所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秉持仁愛觀的中國不會搞國強稱霸

　　仁愛的文明原理，使中國始終尊重基于各自不同特性基礎上的獨立自主發展，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具有如同天地一樣的文明的巨大包容性。《周易》的坤卦謂“君子以厚德載物”，暌卦謂“君子以同而異”，重視相反相成、相互之間的融合發展，這就解釋了中國歷史上為何多次發生民族大融合，而沒有引起過一次文明的沖突，更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

　　中華文明強調王道以德服人的道義性，強調仁者能以大事小、能興滅繼絕。這種思想認識使中華民族對外從來不搞國強稱霸或殖民掠奪，仁愛、和平、包容是五千多年來一直追求和傳承的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中國人民不僅希望自己發展得好，也希望各國人民都能擁有幸福安寧的生活。”中國領導人的論述，清晰闡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與對外交往原則，與仁愛思想是高度契合的。

　　仁愛思想深刻影響著中國對當今世界國家間關系的理解。中華文明認為，克己復禮為仁，仁全面體現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全過程，“治國”就是處理國家利益，“平天下”就是處理人類利益，“明明德于天下”的當代意涵則表現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面對主權國家與全人類利益之間的一些矛盾，首先不能不講主權國家利益，否則就會陷入空想的政治浪漫主義而不能持久。其次，不能只顧本國利益、追求零和博弈的利益最大化，而是要合理照顧到各國、各方利益，使各方利益皆得其宜而成為利益共同體。全人類利益不是抽象的，各國、各方利益皆得其宜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全人類利益，這就是《周易》“利者，義之和也”的理念以及中正之道。

　　貫通天地人，“仁”字詮釋真正命運共同體

　　仁作為“理一分殊”之“一”，一以貫之于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各種關系，即中華文明所講的貫通天、地、人。仁之為“一”，也是“道生一”之“一”，即仁者人也。仁作為“人道”，根本上來自于“天道”的超越性，即人道取法天道的“天人相應”之道。

　　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例，從強調“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到最終達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中華文明的仁愛觀一氣貫通，具有有機的全體性，是各個層次共同體的建構。

　　兩千多年前的《禮記·月令》中，詳細記載了因應四時節令的變化，對自然界萬物取用有度，對于取用者通過祭祀表示回報。中國傳統的祭禮，首先是祭祀自己的祖先，其次還祭祀歷代有功、有德于國家、民眾者，祭祀人類所取用的自然界的萬物，如天地、川澤、山林等。

　　這一切都凝聚在“天地君親師”這一祭祀傳統上，這最早在《荀子》中被認為是禮的三個根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禮三本的“本”，同時與“報本”的“回報”的文化價值觀聯系在一起。西方基督教是拜上帝，傳統中國則是天子代表天下隆重祭祀天地，地點包括今天的天壇、地壇。祭天地的郊祭之禮最為隆重，其文化意義在于“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禮記·郊特牲》)中國重師道，“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祭祀先師是在從首都到全國各地的孔廟(也稱文廟)。武侯祠、關公廟等則是祭祀文臣、武將。

　　中華禮樂文明之祭祀“天地君親師”，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的凝聚，其將天地放在首要位置。對于天地報恩的文化價值觀，真正讓人與自然成為有機、可親的生命共同體，這就超越了西方現代環保主義外在、冷冰冰的機械論，與之相比更為深沉而有效。(完)

　　作者簡介：

　　謝茂松，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資深研究員、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科技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戰略研究專家，國家社科基金、馬工程雙重特別委托項目首席專家；中央黨校文史部兼任教授，曲阜孔子書院執行理事長；國務院國資委商業發展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山西省民營經濟促進會專家委員會專家；華南理工大學印度洋島國研究中心學術顧問，香港《南華早報》中國專家組專家。研究專長：經學，中國文明與哲學，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治術思維及實踐；中國文明與中國共產黨、中國政治體制研究，中國文明與國家戰略研究，數字文明與中國科技新型舉國體制研究。著有《大臣之道：心性之學與理勢合一》(中華書局，2013)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