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西安2月21日電 題：西安碑林“鎮館名碑”如何實證唐時文化交融？

　　——專訪西安碑林博物館研究員景亞鸝

　　中新社記者 阿琳娜

　　碑刻“如林”的西安碑林博物館，珍藏著一塊碑，它向世人“講述”了一段塵封往事，實證唐朝的文化交融。唐太宗時期，敘利亞傳教士阿羅本來到唐都長安，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齡率儀仗出城歡迎。唐德宗時期，《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簡稱《景教碑》)立于長安大秦寺，記載了景教近150年間的傳教歷程和教義教規。

　　被稱為中國“景教第一文獻”的《景教碑》，見證了怎樣一段歷史？它的重要性何在？一塊石碑如何“衍生”出一門國際性學問？西安碑林博物館研究員景亞鸝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西安碑林博物館館藏《景教碑》為何會成為“鎮館之寶”，它見證了怎樣的文化交流史？

　　景亞鸝：西安碑林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載了唐太宗時期初入中土，直至《景教碑》刻立近150年間，景教傳教歷程以及教義教規。此碑由景教僧侶景凈撰文，呂秀巖書并題額。碑高280厘米，寬99厘米，碑文32行，滿行62字，楷書。碑上所書“大秦”，泛指東羅馬帝國范圍，包括敘利亞等地。

　　碑文首末行和碑下部及兩側刻有敘利亞文，碑左右兩側刻有70名景教僧侶的敘利亞文署名。此碑記載了景教在大唐傳播的“珍貴片段”，如貞觀九年阿羅本等入華，貞觀十二年太宗敕令“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唐玄宗時，命其兄弟五王親臨景寺設立神壇，又令高力士送去“五圣寫真”置于景教寺內，并為寺院御筆親題匾額。唐代宗時，每逢圣誕日，還會送去美味佳肴款待景僧等。

　　據《景教碑》所述，景教從唐太宗直至立碑的唐德宗時期，除武則天外，最高統治者幾乎都對景教表示了好感。在“兼容并蓄”的思想下，來自波斯的祆教、摩尼教，敘利亞的景教等得以在唐土傳播。

　　景教要在唐都長安發展，既需要爭取朝廷的允許和資助，又必須得到當地百姓的認同和擁護，故非常重視“本土化”。如確定教名時，因“景”有“光”“明”之意，故將本教定名為“景教”，乃“光明燦爛的宗教”，并稱其教祖為“景尊”，教會為“景門”，教堂為“景寺”等。景教還借用佛、道用語，與儒家倫理結合，推行慈善救濟、醫術診病等，景教士漢譯大量景教經典，傳播弘揚景教教義。

　　《景教碑》刻立60多年后，佛教遭遇空前的“會昌法難”。受此連累，景教亦遭重創，《景教碑》遂湮沒無聞。近800年后，《景教碑》在明代天啟五年(亦有三年說)出土于西安城西崇仁寺(金勝寺)或其附近，其地應為唐長安城義寧坊大秦寺舊址。

　　中新社記者：《景教碑》出土至今近四百年，為何由一塊石碑“衍生”出一門國際性學問？

　　景亞鸝：《景教碑》出土近四百年間，中外相關研究成果不計其數，由一塊石碑“衍生”出了一門歷久不衰的國際性學問。其研究領域大致包括兩類，一是根據碑型，考察碑的形制、書法、辨別真偽以及出土時間地點等。二是根據碑文，從語言學、神學、宗教史學的角度，解讀碑文內涵等。

　　敦煌藏經洞中發現的多種景教文獻表明，在藏經洞封閉之前(約11世紀前半期)，敦煌一直還有景教徒活動。在莫高窟北區B105窟發現的銅十字架，被推斷為宋代景教徒遺物。元代景教傳播，從當時來華西方人著作中有所反映，如馬可·波羅來華時仍發現景教徒甚多，并對他講述其祖先信奉景教之事。

　　隨著新的景教遺物的發現和考定，國內外學界對景教的研究始終方興未艾。

　　中新社記者：碑刻“如林”的西安碑林文物中，還有哪些具有文化交流“印記”的名碑石刻？

　　景亞鸝：西安碑林博物館館藏數千件石質文物，其中《不空和尚碑》《竇師綸墓志》《吳德鄘墓志》等均見證了唐朝東西方文化交流“盛景”。

　　唐《不空和尚碑》，是不空和尚弟子為追敘先師功績而立的碑刻，主要記述不空的生平事跡和師承情況。釋不空為北印度人，自幼入唐，師從金剛智學習密宗，曾赴印度和獅子國取經，攜帶大量密宗經典返回長安翻譯。他與鳩摩羅什、玄奘、真諦并稱為中國佛教四大翻譯家。在玄宗、肅宗、代宗三朝，皆被奉為“灌頂國師”。其弟子惠果曾在青龍寺向日本和尚空海傳授密宗，空海回國后將密宗傳到日本。

　　竇師綸為唐代畫家、工藝家，出身關隴望族，先祖為鮮卑紇豆陵氏，后改為漢姓竇氏。竇氏與北周、隋、唐皇室均有聯姻，且在工藝營造方面有家族傳統。竇師綸受多元文化交融影響，加之工藝巧思的深厚家學，創造出對雉、斗羊、翔鳳、游麟之狀紋樣主題的“陵陽公樣”。“陵陽公樣”是對薩珊風格的聯珠團窠紋的繼承和創新，紋樣加飾團窠環，單層聯珠環發展成為雙層復合式聯珠環。主題紋樣在選用龍、鳳等中國傳統動物的同時，吸收海外織物中常見的祥禽瑞獸，如獅子、大象、孔雀等，以及多種想象性的添翼神獸。這種風格的織錦圖式對唐代及周邊國家的織錦圖案影響深遠，是絲綢之路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見證。

　　吳德鄘出身于宦官世家，唐大中七年監嶺南節度兵馬兼市舶使。所任“市舶使”乃掌管外來船舶之事務，檢查出入海港船舶、管理外商等。廣州是嶺南的政治、經濟中心，最遲到唐大中起，監軍兼領市舶使已成慣例，市舶使由臨時差遣改為有固定任期的常設使職，其人選由朝官逐漸變為皇帝身邊的家臣宦官。這既說明唐王朝對嶺南貿易的重視，也從側面證明了唐代嶺南貿易，在中國海外貿易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反映了當時海上絲綢之路商貿之繁盛。

　　中新社記者：西安碑林博物館的碑刻文物涉及眾多中國古代書法大家，博物館如何以書法為“媒”，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景亞鸝：西安碑林的源頭，可從唐代立于都城長安務本坊國子監的《開成石經》《石臺孝經》碑說起，其歷史可追溯至唐末、五代對《開成石經》和《石臺孝經》碑的第一次遷移，最終形成于北宋。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遷至現址，距今已有900余年歷史。它是一座以古代碑刻和石刻藝術品為主的專題性博物館，收藏了漢朝至民國各代碑石、墓志、石雕和宗教造像等數千件文物，被稱為儒家典籍的石質圖書館、內容豐富的史料檔案庫和一部直觀的中國文字發展史。

　　西安碑林以其珍貴的書法碑刻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至高地位，是聞名中外的書法藝術圣殿。唐代書法家虞世南、歐陽詢、歐陽通、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張旭、懷素等都有作品展陳于西安碑林博物館，“漢字五體”在西安碑林都有珍寶。20世紀以來，西安碑林書法殿堂，作為陜西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已成為外國友人領略中國書法精髓和藝術魅力的窗口。(完)

　　受訪者簡介：

　　景亞鸝，西安碑林博物館二級研究員，兼任陜西省社會科學信息學會理事，西安唐代文化史學會理事，中國唐史學會會員，陜西省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專家委員會委員等。主持國家社科項目以及西安市社科課題六項，主要從事古代文獻學、碑刻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