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2月25日電 題：王巍：中國考古要見眾生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倪偉

　　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2002年至2016年擔任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執行專家組組長。

　　他是熒屏上出鏡率最高的考古學者之一，也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專家；他是中國考古的“百事通”，也是熱忱的科普者；他走遍眾多考古遺址，親手挖掘中華文明的證據，也在書齋中著書立說，讓“冷僻孤高”的考古與眾生對話。

　　考古推手

　　教育部請王巍參與審定初中歷史課本。他翻開初一教材，開篇是中國史前史，考古成果包括山頂洞人頭蓋骨、半坡和河姆渡遺址等，1975年以后的考古進展都沒寫進去。孩子們學的史前史，一直停留在半個世紀前的“限定”。

　　王巍著手修改課本，將萬年前浙江浦江上山遺址的水稻栽培、八千年前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的骨笛、五千年前浙江余杭良渚遺址的巨型城和水利工程等加了進去。這些都是最近幾十年改寫歷史的重要發現。

　　2019年后，考古成為熱門話題，全民關注度陡增。2020年啟動的三星堆遺址新一輪發掘最為典型，六個器物坑出土了上千件奇特的青銅器。中央電視臺將直播間搬進考古現場，王巍作為專家為公眾現場解讀。

　　2022年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周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第39次集體學習，王巍作報告，講解工程的來龍去脈和成果。工程匯集20個不同學科，將自然科學與考古結合，尋找中華文明的源頭。這是中國考古領域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聯合研究項目。向民眾普及這一學術味濃厚的項目，也是他的重要工作。

　　這幾年，熒屏上出現了以考古和文物為主題的綜藝節目、紀錄片和公開課，王巍成為出鏡率最高的考古學者之一。他也堪當此任，當了十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主編《中國考古學百年史》等叢書，可謂中國考古“百事通”。

　　從田野、書齋走上屏幕，王巍的“轉變”也反映著中國考古的變化。2022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第101年，進入第二個100年，中國考古不再只是埋頭發掘和整理，而是走向闡釋，見眾生。

　　2022年下半年，王巍考察了安徽省馬鞍山市凌家灘遺址，讓他驚喜連連。繼早年發現墓葬后，凌家灘又找到了高等級公共建筑的蹤跡。一個祭祀坑出土了60多件象征軍事權力的石鉞，其中一件是中國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最大的石鉞。這些發現可能會增加中國文明史的長度。

　　離凌家灘不遠的浙江良渚遺址，是證實中華五千年文明最有力的證據，內有城墻、墓葬、宮殿、祭壇等。但五臟俱全的良渚文明像一個青年，它的童年時代在哪里？王巍一直想找到這個地方。凌家灘出土了與良渚相似的玉器，被推測是良渚的前身，現在證據鏈越發完整了。

　　“良渚遺址實證了五千年文明，凌家灘高等級建筑的年代是距今5500年到5350年。所以，凌家灘遺址可能是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證據。”王巍說：“這一個‘多’字很了不得。”

　　主戰場與文明源

　　王巍入行40年，歷經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考古發展的全過程。他將自己的職業生涯分為兩段，前20年是東亞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后20年主要是田野考古。

　　王巍出生于長春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學生。他初二時插隊，后回城當工人，當過廠工會宣傳委員、工會副主任、區工會副主席、公社副書記。1977年恢復高考時，他在長春的公社當副書記。

　　有一天，他看了一個電視專題片，覺得挺有意思，講的是十年來中國考古成就，包括秦兵馬俑、馬王堆漢墓、滿城漢墓、殷墟婦好墓壯觀的出土場景。

　　填報志愿時，他想報理科，但中學時課缺得多，基礎不好。廠里老領導無意說了一句：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他想起那部專題片，報了考古專業。

　　23歲時，王巍考入吉林大學考古專業。考古學家張忠培坐鎮吉大考古，師從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造詣頗深，后來當過故宮博物院院長。

　　張忠培看重田野考古的當家本領，讓學生在河北張家口蔚縣實習，并承擔調查全縣遺址的任務。王巍跟同學兩人一組，趴在溝坎、斷崖前看橫斷面，分析地層，找史前遺物，找到了張家口地區第一個夏代遺存。

　　畢業后，王巍到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工作，在北京房山主持了五年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發掘。他因成功發掘馬車而小有名氣。墓葬中的木制馬車早已朽爛，且隨葬時已拆卸，沒有完整樣子，只有木頭腐爛處的泥土顏色、軟度有細微差別，王巍卻借此發現了21個車馬坑。“沒什么訣竅，就是土中找土，細致再細致。”王巍說。

　　上世紀80年代末期，他赴日本奈良留學三年。他參與的三個考古項目，雖然出土文物很少，但日本同行工作細致，對每塊陶片記錄經緯度，使用先進的全站儀，數據輸入電腦。此外，有兩點讓他印象深刻，一是大專家給普通讀者寫小書，親自做科普；二是國際視野，一有新發現立刻跟中國、韓國等地的發現對比。

　　在九州大學拿到首個博士學位后，日本一家國立大學開出不菲年薪請他當研究員，年收入是國內的幾十倍。但他回到了中國。

　　回國后，面臨學術方向的抉擇，他向老師張忠培請教，老師說了五個字：回歸主戰場。當時的主戰場是中國考古學，夏商周時期的遺址如云，謎團無數。于是，他重新投身夏商周的歷史迷宮，先后主持河南偃師商城、陜西周原西周宮殿宗廟、河南安陽殷墟孝民屯遺址等項目，均有重要收獲。

　　那時，夏商周斷代工程這一世紀工程已啟動，為上古三代確立年譜。王巍承擔了西周的研究課題。斷代工程于2000年結項，開辟了多學科參與的考古研究新范式。之后，王巍與專家共同策劃，通過自然學科與考古學的廣泛融合，嘗試以黃河、長江、西遼河三大中國史前文明發源地帶為軸心，全面探索中華文明起源階段的圖景。

　　這就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王巍與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共同擔任執行專家組組長，直到2016年底卸任。項目聯合了20個學科、400多位學者，用發掘成果構建理論，讓中華五千年文明從傳說變為實證。

　　王巍說，探源工程將散落在全國的史前考古項目結為“聯盟”，從各自作戰變為集體攻堅，實現目標的統一。“各個遺址的工作開展都有了針對性，那就是尋找證明文明的證據，尋找各自欠缺的要素，最主要的就是城址、宮殿、高等級建筑等。”

　　中國考古要從發掘走向闡釋

　　考古人一半時間在工地，一半時間在書齋。當空頭理論家不行，只顧埋頭挖寶也不行。從“考古匠”到考古學者的跨越，是每個有追求的考古人的必修課。王巍坦言，中國考古的一個不足之處，不在發掘，而在闡釋。

　　“我們研究的實物是實際的，但實物本身不說明問題，需要考古人去闡釋。”王巍說。

　　對考古成果的闡釋分為兩種，一是理論建構，二是公眾科普。

　　與發掘進展相比，中國考古的理論建設稍顯落后。中國當代考古缺少獨創性、系統性的理論，也欠缺高屋建瓴的考古學家。

　　在王巍眼里，前代考古學者中，蘇秉琦是真正的理論大師。20世紀80年代，全國各地考古隊發現了新東西，都會來北京找蘇秉琦看看，答疑解惑。蘇秉琦有詩人氣質，說話常用修辭，如他用“滿天星斗”比喻史前中國各地文明獨立起源的著名論斷。他晚年提出六大區系理論，石破天驚，格局恢宏。直到今天，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等項目，依然在蘇秉琦理論的底稿上豐富延展。

　　如何在理論上突破？王巍說，一定要擴大視野，不僅要應用科技手段，也要有綜合的人文社科知識，拓展出社會考古學、經濟考古學、精神考古學等。即使在考古學內部，通曉不同時代和領域，相比專精一個領域，視角也會為之一變。

　　蘇秉琦做秦漢考古出身，后來涉足史前考古。王巍覺得他能以宏大視野將史前文明聯系起來，或許與對秦漢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整體把握有關。“再比如以夏商周的視野，往前去看史前社會，也會有不同視角，因為夏商周時期有了王朝和地方更緊密的聯系。”王巍說，“這一點，我是受益于蘇先生。”

　　王巍今年69歲，雖已是含飴弄孫之齡，但依然每周輾轉在全國考古工地上。

　　對于未來，他希望在考古普及方面再做一些事。除了完善教科書，他還想組織專家編寫面向各年齡層的科普書，講述考古最新成果所展現的中國歷史。

　　前不久他去常州考察，當地正籌建一座中華文明主題樂園，將考古和歷史知識轉化為游樂項目，利用多媒體技術寓教于樂。在王巍看來，主題樂園可大可小，形式靈活，可在全國落地。

　　王巍猶記得30多年前在日本時，考古學者周末開講座，市民買票入場，座無虛席，用筆記本認真記錄。看到民眾對考古如此親近，他很羨慕。現在，中國也有了這樣的土壤，需要努力的，是考古學者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