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17日電 題：讓世界聽到“中國哲學”的聲音

　　——專訪美國漢學家安樂哲

　　作者 凌云 文龍杰

　　“一場劇烈的風暴即將來臨：全球變暖、環境退化、瘟疫、糧食和水短缺、國際恐怖主義、貧富不均等。只有認識到我們的共同利益，學會在人類經驗的所有領域進行合作，我們人類的困境才能得到解決。”翻看美國漢學家、中西比較哲學家安樂哲(Roger　T. Ames)的論文集，自序中的這段話讓人印象深刻。安樂哲幾十年來致力于儒家思想和中國哲學的研究與挖掘，找尋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路徑與答案。近日，安樂哲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探討儒家價值觀如何轉變為世界文化秩序的資源等話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你從少年時期就開始接觸中國文化，如今是享譽世界的漢學研究及傳播者，你如何與中國哲學結緣？

　　安樂哲：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結識了一群“人”，成為一生的良師益友。

　　1966年夏天，我作為美國雷德蘭茲大學(University of Redlands)的交換生，到香港中文大學求學。周圍的一切都那么陌生，不一樣的景色、不一樣的膚色、不一樣的社群關系等，師生間、校友間仿佛都有一種親密聯系，這種“不一樣”深深吸引著我。從18歲到76歲，我似乎一直對事物的本質充滿好奇，渴望清楚地了解和探究這種“不同”。

　　我在雷德蘭茲大學研修西方哲學時，與數個世紀以來無數的學生一樣，很快從蘇格拉底的真誠和“認識你自己”的哲學探索中得到了啟發。到香港之后，我又學習了儒家哲學，它與蘇格拉底的自我發現之旅形成了鮮明對比。我開始癡迷于儒家的理念——“修身”“弘道”“平天下”。那個夏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習中文，得以聆聽幾位中國現當代杰出哲學家的教誨，特別是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后來我轉入新界沙田的崇基學院，有幸跟隨勞思光教授學習《孟子》。他對哲學的熱愛讓我們這些年輕人印象深刻。

　　那時候的香港非常貧困，米飯中常常有沙子，粥里的米少得可憐，但這不妨礙大家結下深厚情誼，彼此幫助。我現在回到香港還會與同學聚在一起，建立了兄弟般的關系。可能正是因為從香港求學，讓我對“家”有深刻的體會。

　　中新社記者：你曾說“在北京總能感受到強烈的家庭氛圍”，為何有這樣的感觸？你如何理解中國哲學中“家”的概念？“家”哲學蘊含著何種世界意義？

　　安樂哲：我父親有六個孩子，高中畢業后孩子們獨立生活，這與中國的家庭制度和父母子女關系有著很大區別。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關注到這種“不同”。

　　中國家庭的氛圍，在日常生活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常能看到中國的父母帶著孩子參觀游覽，鼓勵孩子努力進入中國最好的大學學習。在給學生上課時，學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般，我作為“師父”給予他們幫助。這其中蘊含著中國圍繞“家”建立的獨特倫理關系。

　　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源遠流長，從古代中國到現代中國，文化傳統延續不斷。這與中國家庭制度的傳承不斷息息相關，中國的“家”哲學注重理解、傳承和使用，也就是“生生不息”。

　　今年11月，來自各國、不同文化和背景的學者齊聚北京，通過一個論壇暢談“家的哲學”。我們把世界上不同的文化集合到一起，不是讓一個文化“說服”另一個文化，而是通過交流，相互碰撞出更多火花。“家”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特別重要的主題，其對現代世界的意義需要被重新審視、挖掘和闡發。比如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孫向晨教授在《論家：個體與親親》中談到，“我們必須非常嚴肅地對待‘家’，不回避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要讓哲學真正面對自己的生活，由此我們才能談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家’作為理解世界的一種根基性模式才有可能站得住。這是我們重新理解‘家’問題的一個根本出發點。”

　　中新社記者：此前，2023年國際儒學與中華文化師資班開幕式在江蘇丹陽舉辦。你在致辭中提到，當今世界面臨著各種困難與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不能靠某種文化的單打獨斗，而是需要全世界團結在一起。中華文化中“一多不分”的獨特智慧可否在這方面提供借鑒？

　　安樂哲：“一多不分”不是我自己創造的，而是中國現代思想家、哲學家唐君毅從《易經》中總結出的觀點。他提出，要從“一多不分”和“二元論”的背景下去理解中國。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比喻：“安樂哲”這個人是獨特的，這種獨特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包容性的，是從個人的家庭、社會角色(老師、鄰居)等而來，最終共同塑造了“安樂哲”。“一多不分”中的“一”是依靠“多”才能發展起來。

　　在我們以這種視角思考世界問題的解決之道時，“和而不同”或許可以成為答案。“和”就是建立優化和共生體系。在缺乏普遍共識的情況下，文化和傳統的多元性必然導致局部性和臨時性的協調模式。世界哲學既不承認也不允許任何單一的控制視角或主導敘事。不可能有彼此完全一致的談話模式——我們最終追求的不是唯一真理，只是進行有益對話。

　　幾十年來，中國經歷了快速的崛起與變化，尤其在經濟增長速度方面創下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先例，也使世界經濟秩序和國際關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西方視角來看，中國是一個“新興”大國，從歷史經驗出發，西方又覺得中國快速成長是為了超越西方大國，因此產生擔憂。我個人的想法是，中國不要著急，一步一個腳印做好自己的事情，讓西方了解一個真正的中國。

　　除了漫長且耐心的等待之外，促進更多國家年輕人、留學生來到中國，了解中國，認識真實的中國或許是一個好的辦法。另外各國雖然面臨諸多分歧，但也可以在環境、氣候變化、災難救援等諸多方面尋求共識與合作。

　　中新社記者：你運用以中釋中的特色翻譯方法，先后翻譯了《孫子兵法》《淮南子》《孫臏兵法》《論語》《中庸》《道德經》《孝經》等典籍。在你看來，中國哲學如何更好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安樂哲：在中國的書店買書，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哲學著作，而且翻譯品質很高。但是中國哲學在西方并不是這樣的情況。比如，中國哲學由西方傳教士引入西方學術界，并將其轉化為第四亞伯拉罕宗教。中國哲學在西方圖書館被置于“宗教學”或“古典學”而非“哲學”的書架上，這種文化轉換的影響在今天仍然與我們息息相關。

　　從翻譯本身來看，翻譯不僅僅是翻譯“文本”，而是在翻譯“文化”。將中國古典哲學文本譯為西方語言，要有中國語言和文化背景，還需要掌握作為翻譯目的語的西方哲學話語。

　　中文資料庫中有一些深刻的“哲學”文獻，如《易經》《論語》《中庸》等，但這類文獻并沒有被當作哲學來對待。這是向西方學界介紹中國哲學過程中的嚴重缺陷，也是推動我與他人合作的動力。起初是傳教士，后來是漢學家，在翻譯和詮釋這些文獻，而哲學家們只是偶然或淺顯地接觸中國哲學資料。但對中國文化的非哲學解讀無法引起哲學受眾的關注，他們也不會用哲學的方式來研究中國文化，如此反復形成惡性循環。

　　我和合作伙伴提出了新的哲學翻譯策略，即搭建一個框架，通過前言解讀背景、更新哲學術語表的關鍵詞條、運用自覺性詮釋翻譯方法，并提供重要語句的中文原文。

　　我們主張，研究者需要學習中文術語來理解中國哲學。就像閱讀古希臘文獻時，我們會認知“宇宙”“理性”“精神”等術語，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在研讀中文文本時，對“道”“天”和“禮”也要有一種敬畏的理解。這樣我們才可以在中文術語的基礎上逐漸走進中文世界。

　　中國哲學更好地在世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既需要讓世界受眾走進哲學的“中文世界”，也需要使中國哲學融入世界，把中國哲學放到世界范圍內去探討和思考。實際上，中國哲學的“背景板”始終就應是世界范圍內的，而非僅僅從國家或地域來局限性地理解。與此同時，為了進步，儒學也要勇敢地探討自己的缺點，發揚包容性的傳統，在擴大與交流中，使儒學變成世界新文化秩序的一個重要資源。(完)(北京外國語大學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為本文提供了學術支持)

　　受訪者簡介：

　　安樂哲(Roger T. 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倫多，是世界著名中西比較哲學家、漢學家與中國哲學典籍翻譯家。現任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外籍首席專家、世界儒學文化研究聯合會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他先后翻譯了《孫子兵法》《論語》《道德經》等中國經典，并著有《“生生”的中國哲學》《經典儒學核心概念》《儒家角色倫理學》等中文和英文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