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地緣沖突不斷加劇，人類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更需要攜手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促進全球共同發展、增進全人類福祉。中華文明能否為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提供智慧？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經驗能否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借鑒？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能否為發展世界文明、破解“文明沖突”貢獻力量？“道中華”文明對話國際會議努力搭建一個開放交流的平臺，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整理編輯了部分參會專家的精彩發言，以饗讀者！

　　西方在實現現代性的過程中， 誰在付出代價？

　　今天學界有不少學者把“現代”作一種狹義的理解，將其本質解釋成“科學”和“民主”這兩個要素。一個常見的歷史敘事往往是：為什么有的社會發展出了科學和民主精神，而有的社會卻沒有？“現代”于是成為特定種族或特定文化體的排他性特征。

　　這種闡釋方式是非歷史的，也忽視了全球物質流動對于促進現代精神生成的決定作用。最重要的是，這種闡述方式并沒有回答一個關鍵問題：在這些看上去很“美好”的進步里，是誰或者是什么在付出代價？

　　現代是工業化的時代。我們經常會談到英國的工業革命，由于有了科學的精神，偉大的天才發明了蒸汽機、紡紗機。但機器能夠運用到大規模生產之中，有其特定的全球化條件。

　　最必要的條件，是英國殖民了印度，從而能夠獲取非常廉價的棉花原料，然后把這些原料通過英國占領的海上通道，運到利物浦、曼徹斯特等工業城市，利用紡紗機制造出物美價廉的棉織品，再把它傾銷回殖民地。工業革命能夠實現，是英屬印度殖民地和埃及的棉花種植農業工人，以及在美國南部田間的奴隸在付出代價。

　　隨著資本主義先發國家國內工人階級的形成，政治格局隨之變化，很多思想家開始思考新的權力分配問題。于是我們看到，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寫出了《論美國的民主》，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寫出了《政府論》，詹姆斯·密爾、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父子寫出了《論政府》《論自由》等作品。但我們不要忘了，托克維爾寫《論美國的民主》的同時，也在大力宣揚法國應該殖民阿爾及利亞，以解決法國自身的政治認同問題；洛克和密爾父子也積極地參與了英國的殖民事業。這些主張和思潮，和全球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是聯動的，我們不應該脫離其中的殖民面向，來認知它的民主意義。

　　現代化是一個全球性的系統

　　現代化并不是簡單指向科學、民主的路徑，它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情境，即大航海時代以來開辟出的一個全球人類社會連接的網絡。

　　在中國明清(公元1368年—1912年)時代，美洲白銀的流通刺激了明清社會的商品化，很多中國商品也販運到美洲和歐洲，刺激了當地的生產和消費。在思想方面，既有西學東漸，也有中學西漸，中國思想文化通過耶穌會士傳到歐洲時，刺激了人文主義的興起，也刺激了歐洲新思想的發育。一旦切換視角，我們就會發現，“現代”并不只是在歐洲誕生發展然后擴散到全球的。不同的人群已經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現代”。比如對非洲西部的奴隸來說，他們被販賣的經驗就是他們的“現代”；美洲的原住民被屠殺，他們的土地被占領，就是他們的“現代”；印度人被殖民也是他們的“現代”。我們在解讀“現代”時要注意，這個“現代”有不同的人在參與，他們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發揮了不同的作用。

　　我把這種至今主導了人類社會基本權力結構的現代性，稱為“殖民的現代性”。從1492年哥倫布地理大發現以來的500多年，“現代”是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三位一體”：資本主義是它的目的；為了資本能夠無止境地積累，需要殖民主義作為資本擴張的手段；資本控制下的國家為了爭奪殖民特權展開爭奪，產生了帝國主義這種霸權性、壟斷性的權力結構。

　　中國式現代化與殖民的“現代性”有何不同？

　　中國能否擺脫殖民現代性的發展路徑？僅從工業化歷程來看，中國的確走出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中國可能是全世界主要工業國當中，唯一一個不以殖民主義為手段發展出自主工業化的國家。

　　中國的現代化是否以建立帝國性的霸權壟斷為權力追求？這一點也非常明確，中國不希望追求一元的霸權性的權力結構。那么回答同樣的問題，誰或者什么為此付出代價呢？是中國人民自己。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前30年，我們的父輩以長期的低收入和低消費，將剩余價值用來實現社會積累。而中國之所以可以做到這點，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保障了人們較為普遍的基本醫療權、教育權。所以我們看到，前30年中人均壽命和人口數量同時大幅度增長。可以說，中國走向現代化建立在自己付出的代價之上。中國的發展不是以殖民主義為手段、以帝國主義為權力追求的，它的目的也不是資本的無限積累，這樣的現代化，在我看來，指向了一種新的歷史可能性。

　　西方的現代化，往往與“文明”和“文化”這樣的詞相連，因為Civilization在西方和英語語境里總是指向文明和野蠻的對立，意味著要把“野蠻”的人民“文明化”。中國的“現代性”或者說中國式現代化，不是要建立文明等級，然后去教化、壓迫別人。

　　當然，這么說并不是要反對西方。西方很多進步和發展的要素，已經內化在15-16世紀以來中國的現代經驗之中。而且，人類社會除了中國和西方以外，還有廣大的其他國家和地區。中國提出的現代性要素，不能不考慮到在第三世界、全球南方的示范效應。我們期待的是中國為人類社會的整體性發展做出探索、提供有益借鑒。

　　(文章為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在1月17日舉辦的“道中華”文明對話國際會議上的主旨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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