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戰事終章落定。但東北大地，因百萬日僑俘的去留，悄然開啟一段特殊歷史進程，葫蘆島日僑俘大遣返，成為戰后秩序重構中無法回避的重要事件。

　　20世紀初，日本借“大陸政策”推行國策移民，《日本移民史》記載，至二戰末期，東北日僑規模已超百萬。這些僑民多為日本底層民眾，受“開拓滿洲”“王道樂土”等宣傳蠱惑，以農業移民(開拓團)、工業移民、教育移民等形式涌入中國東北。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副會長、東北地區中日關系史研究會副會長張愷新說：“所謂‘武裝移民’，本質是殖民侵略的工具——日本軍人持槍開路，強制移民在東北村鎮定居，這是典型的侵略行為。”

　　日本戰敗后，奉行“棄民政策”，《戰后東北日僑遣返研究》提及，日本政府不僅拒絕為滯留東北僑民提供任何救濟，甚至注銷其國籍，稱其為“滿洲國人”，徹底切斷歸途。百萬僑民瞬間淪為無依難民，糧食短缺、疾病蔓延，生存根基徹底崩塌。“部分僑民因曾依托殖民特權壓迫中國民眾，日本投降后遭遇民間抵觸，處境愈發艱難，遣返成為繞不開的現實問題。”張愷新補充說。

　　國際局勢波譎云詭，中、美、蘇等國基于戰后秩序重建需求，圍繞日僑俘遣返展開博弈。《波茨坦公告》明確要求“日本軍隊完全解除武裝后，日本國民可獲準返回其家園”，為遣返提供法理依據。1946年1月10日，軍事三人會議商定，設立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三人小組”專門協商遣返計劃。

　　三方磋商中，因蘇軍控制大連、營口港，僅允許處理旅大地區約20萬日僑，其余地區僑俘的遣返任務被推向葫蘆島。張愷新分析：“葫蘆島能成為核心樞紐，一是地理優勢——港闊水深，每年凍期僅至11月底，可長時間通航；二是地緣因素——蘇聯不愿讓大量日僑經其控制港口引發治安問題，最終多方權衡選定此處。”

　　1946年5月7日，遣返大幕正式拉開。東北廣袤地域內，散居各處的日僑分批向葫蘆島集結。遼寧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葫蘆島日僑遣返記錄》顯示，日本僑民從城市工礦、鄉村墾區出發，或徒步、或乘火車(經馬仗房火車站等樞紐)，輾轉匯聚至葫蘆島港。

　　當時專門成立了日僑俘管理機構，統籌登記、體檢、分批次登船等流程。1946-1948年間，超百萬日僑俘經此港返回日本，其中戰俘16607人，創下單個港口遣返敵國僑民數量的世界紀錄。遣返船只來源多樣，包括征用的日本商船、美國軍艦及蘇聯船只，往返于葫蘆島與日本博多、舞鶴、佐世保等港口。

　　葫蘆島日僑俘大遣返，作為二戰后東亞秩序重塑的關鍵一環，背后交織著復雜國際博弈。美國借艦船支援強化在華影響力，蘇聯通過限制港口彰顯東北利益，中國則在戰后重建中處理殖民遺留問題。從歷史研究視角，如《東北日僑遣返研究》所言，這一事件為剖析戰后人口流動、國際關系調整提供了獨特樣本。百萬僑民的去留，見證了戰爭創傷與戰后修復的拉扯：日僑作為日本侵略的“附屬產物”，其遣返是戰爭善后的必然；東北大地則因這場遷徙，逐漸清除日僑聚居區，社會生態緩慢重構，比如原日僑房舍多被收歸國有，成為后來國企的廠區。

　　回溯往昔，葫蘆島日僑俘大遣返的規模、流程及國際互動，成為解密戰后歷史拼圖的碎片。遼寧省社科院《遼寧抗戰歷史專題研究》指出，這段歷史訴說著戰爭結束后，現實考量與歷史慣性交織的特殊過往——既有國際公約對人權的基本保障，也有戰勝國處理戰敗國遺留問題的無奈，還有葫蘆島民眾在自身貧困時仍為日僑提供幫助，卻無法抹去日本侵華為他們帶來的深重苦難。

　　作者：楊茜茜 王翕瞳

　　文中部分圖片摘自遼寧省葫蘆島市政府新聞辦公室、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編著《葫蘆島百萬日僑大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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