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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成長之死，使得圍繞煤礦而生存的一條食物鏈砰然斷裂

　　★ 本刊記者/何忠洲

　　侯振潤是1月19日從北京打電話向大同市公安局自首的。有關他的情況目前所知甚少，大同警方的通報中說，“侯振潤，男，29歲，山西省懷仁縣人，大同市標準件廠下崗工人，系非法采礦礦主”。

　　侯振潤，人稱“侯四”。他的非法小煤礦，位于距渾源縣大仁莊鄉西王鋪村和水溝村交界處，出租車司機將記者直接帶到這里。礦井口是早已經被堵住了的。井口前的平地上車輪的印記縱橫交錯，很顯然，在事發后來這里的人已經不少。

　　驚人利潤的小煤窯

　　所有沖突的根源即來自于這一方看來并不大的無名礦井。一位曾在里面打過工的礦工告訴記者，該煤礦從井口延深進去有400多米，內有4條巷道。

　　就是這樣一個躲在山溝的小煤窯，利潤卻非常驚人。《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克勤曾詳細地核算過此煤窯的產出，他的結論是，按照目前市場煤銷售價270～290元／噸計算，除掉生產成本，礦主每天的純收入至少在7萬元以上。

　　這一利潤對于山西的大小煤窯來說并不稀奇。2006年同樣在大同發生的左云“5•18”礦難時，當地煤礦主管部門告訴本刊記者的情況是，左云縣的煤坑口價近300元/噸，除去成本，每噸煤可凈賺200元。這還是六證齊全的煤礦。對于像侯振潤的這座煤礦來講，因為屬于黑煤礦，中間免去了更多的稅費，礦主的純利潤相比來說還要更高。

　　這種高利潤，并不是什么秘密。一個擁有核定標準年產煤限9萬噸的礦主，曾經不無得意地向記者伸出四根手指頭表示他一年的收入，在記者猜為400萬時，“在后面還要加一個零”，他說。

　　正是巨大的利潤，使得“侯四”鋌而走險。據知情人說，2006年8月份，侯振潤就已經接手該煤礦。在2006年的11月24日至12月10日間，上面來人檢查，煤礦還關過16天。大仁莊鄉副鄉長臧英說，12月后，“幾乎是天天進行巡查，發現一處，就查處一處，炸毀填平一處。”但是這個黑煤礦依然在開。知情人說，“之所以還能夠繼續開，那一定是因為背后有人罩著，而且絕不會是一般的人。”

　　他說，侯振潤開采的這個煤礦原本是西王鋪村人范富開的，“‘侯四’能夠拿到這個礦，本身就不是正當來的。”但是具體的情況他卻不愿詳說。

　　《中國經濟時報》的報道稱，據當地老鄉們介紹，僅西旺鋪村地界內就有5個這樣的沒有任何手續的小煤窯在生產。在西旺鋪村周圍，至少有20多個黑煤窯在生產。就是在蘭成長被打死、各方面都在關注小煤窯的情況下，一位熟悉情況的當地記者告訴本刊，在大同境內各地山坳里面，還有不少“窯主”在組織挖煤，天一黑就出動，天一亮就收工。

　　據了解，目前我國約有2.5萬個煤礦，其中2.3萬個是鄉鎮煤礦，全部由個人承包經營。而在山西境內，據山西省國土資源廳稱，山西省現有合法煤礦3800多座，其中具備30萬噸以上生產規模的僅僅占到8%左右。

　　礦主們的風險成本計算

　　對于礦主們、特別是非法小煤礦的礦主們來說，開煤礦有各種風險，最大的莫過于煤礦被關閉。一旦煤窯面臨停產甚至關閉，每天數萬乃至數十萬利潤的進賬就打了水漂，這是最不劃算的事。

　　死人的風險是始終存在的。一位礦主對本刊記者說，“差不多每個小煤窯，只要是生產，每年總會有一兩個人死亡。”

　　但是有人“罩”的黑煤礦卻依然心照不宣地在開。發生了礦難，礦主會盡力瞞住。他們往往會通過高于“每個死難者賠償20萬”的標準和死者家屬私了。在人死不能復生、多賺一點錢的想法下，死者家屬甚至會幫助礦主隱瞞實情。一位當地記者告訴本刊，他曾掌握了一個準確的礦難信息前去找遇難者家屬核實，結果拿了錢的家屬反而驅趕記者，“你家才死了人呢”。

　　對于各級地方政府來說，“一票否決”的壓力也使得他們偏向于礦難礦主和死者家屬的私下解決，最好不要報。

　　但是，黑煤礦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這種默契，有可能被媒體打破。當有媒體報道或者舉報時，地方政府將不得不前來查處。這使得煤礦礦主對記者非常警惕。

　　一位參與過替某煤礦主“消災”的人士告訴本刊記者，他曾經經歷過一次礦難事件。當時礦主即摔出200萬，發完錢后事情即煙消云散。而另外一個記者向本刊描述一個礦主的消災方式時說，“他打開保險柜，對在場的記者們說，走時大家一人拿一個吧。一個就是一萬。”

　　這是危難時候。平時礦主更是花了大力氣和記者交朋友。經常，記者因為個人私事，在大同請了朋友吃飯，點最高檔的酒菜。快吃完時，只消給礦主打一個電話，礦主即會匆忙趕來埋單。

　　其實，礦主給記者的錢永遠都只會是很少的一點。上面那位礦主分析侯振潤的利潤說，“每日7萬的收入，最后侯振潤實際能拿到的，恐怕不到一半。”也就是說，更多的錢用在了其他打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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