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中國貿易報》山西記者站聘用人員蘭成長在大同被礦主組織人員毆打致死。與此同時，當地發文打擊“假記者”，一時成為輿論關注焦點。

　　在一個僅為地級市的大同，各種名目的記者站、辦事處林立，還有上千名自稱是“記者”的人不斷地出現在煤礦事故等現場，手持礦主送的錢物離開。

　　至少從2000年起，假記者風潮即已興起，而當地的非法煤礦、官煤勾結現象成為假記者泛濫的土壤。

　　1月25日，《中國貿易報》山西記者站聘用人員蘭成長被毆致死案后第14天。

　　山西大同，斷斷續續地下著場太陽雪。

　　對于穿梭于鬧市的大同市民而言，這個沸沸揚揚的事件，跟冬日陽光里飄下的雪花一樣，絲毫沒有影響他們的腳步。

　　市中心的鼓樓下，車輛蠻橫地較著勁，交警的眼皮底下，沒有牌照的轎車不時緩緩駛過。

　　“這一片，至少有200個人掛著各種‘記者站’的名號租房辦公。”干了十多年記者站工作的李治軍(化名)，一邊無聊地敲打著方向盤，一邊指著鼓樓西邊的商業區說。

　　一個“記者”的生涯

　　“沒有工資，只有20%的提成，完成得多，有獎勵。”他們一年要完成的上繳任務量，至少是8萬。

　　第一次到小煤窯采訪，薛飛才發現在這里有這么多和自己一樣的“記者”沒有正式的記者證，只有記者站發的“工作證”或“采訪證”。

　　薛飛，大同市大同縣人，曾有100多天的“記者站記者”生涯，現在的身份是一個煤礦的出納。

　　“誰趕上了，都跟蘭成長一樣。”1月26日，聽到“1·11”案件又有兩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的時候，薛飛正在講述自己的故事。

　　2005年7月大專畢業后，薛飛在太原一家超市里當過管理員，同年年底，在當地一家報紙的分類廣告里，看到一條臭豆腐塊大小的招聘啟事，“國家權威媒體招聘采編人員若干”。

　　簡單的面試，拿到蓋有“××日報山西記者站”公章的工作證，薛飛跟另外一名同事一起派駐大同，號稱采編、排版、發行、郵寄為一體。

　　“沒有工資，只有20%的提成，完成得多，有獎勵。”薛飛苦笑，他們一年要完成的上繳任務量，至少是8萬。

　　2005年12月，他跟同事在大同新建北路上租了套一居的房子，月租500元，開始了他的“記者”生涯。

　　薛飛說，干這行，有同行的前輩關照很重要。“他們呆得時間長，上下關系熟，也知道哪里有新聞。”悟出這個道理的時候，薛飛已經在大同呆了半個多月了。

　　到大同的第23天，一家媒體記者站的同行約薛飛到天鎮縣一個剛剛出了事故的黑煤窯采訪。

　　這是薛飛的第一次采訪。沒錢買西服的他特意向同事借了一套，“那是淺色的，有些不合節氣”。

　　七轉八彎的到了小煤窯，看到眼前黑壓壓聚了一堆“記者”，薛飛發現自己事先的打扮完全多余了。

　　有穿得挺鮮艷時尚的，但是大多穿得跟暴發戶似的，襯衣外面套件秋衣、裹件西服，再配條便宜褲子，幾乎是比較流行的裝扮。

　　“有個爺們手里拿著個記者證，一身藍色工作服，褲腿上還都是油漆點子。”薛飛說。

　　后來，薛飛問同行知道這個自稱是一家省級媒體的記者，實際上是個剛上崗的發行員，他的主業是個裝修工。

　　那天，大家排著隊到礦上的辦公室里領錢，“大約是兩三千吧，也有討價還價的，聽說要是有真的記者站站長來了，礦主就要放點血了，少說也要一兩萬。”薛飛說。

　　經歷此類事情多了，薛飛發現了其中的奧秘。他漸漸明白，去礦上搞收入，是個“技術活”。不在于你的真實來頭，甚至目的是否是采訪都不重要，因為大多的礦主不懂，而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送你走人。

　　“看你怎么說，要根據礦主的個性，誰能說到點子上，可能就能搞到更多的收入，買個幾百份報紙之類的贊助更是不在話下。”薛飛說，他從來沒有張嘴要過錢，那樣他覺得臉熱。

　　薛飛開始感覺到，當初看來遙不可及的創收任務并不難完成。“你只要有個證件，再有個本地人陪同，最好跟政府沾點邊的，下去隨便找幾個煤礦掃一圈，一兩萬就有了。”到大同的第二個月，他創收了一萬多元。

　　當月，薛飛因“表現不錯”，被領導委以“新聞主任”的高帽，并授意薛飛，冒充北京總部來的記者，到大同下面縣里嚇唬人，撈廣告贊助。

　　“我當時就知道，像我們這樣的人出了事，領導全然不負責任。”薛飛說，可當時他還是一口應承了下來。“在連哄帶騙的拉到8萬的廣告贊助后，薛飛被人告發。

　　最后，他花掉了所有的創收上下打點，最終平息了此事。

　　2006年3月，度過了一個連回家的車票錢都湊不齊的春節以后，薛飛結束了他的“記者”生涯。

　　再往后，薛飛成了一名普通的煤礦工人，一個月能回市里一次，與白天賣服裝、晚上在酒店做足療的女朋友見一面。

　　薛飛說，現在的日子，讓他快忘了自己也曾經做過記者，直到聽說此次蘭成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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