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此前公開披露，接受調查者還有上海市委原副秘書長孫路一，上海社保局原局長祝均一，寶山區原區長秦裕，上海市國資委原主任凌寶亨，上海電氣原董事長王成明，上海電氣原執行董事韓國璋，新黃浦集團原董事長吳明烈，上海國際賽車場有限公司原總經理郁知非等等。

　　這一系列涉案者關系錯綜。如郁知非2001年底辭去申花足球俱樂部董事長后，其接任者即為王成明；而王成明亦曾擔任華安基金董事長，與韓方河共事有年；吳明烈早年為黃浦區房地產管理局局長，后由新黃浦置業董事長改任華聞控股副總裁；陳良宇之子陳維力曾任申花俱樂部副總經理，后任華聞控股旗下的中體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上海國資委一位人士曾就此評論：“這個圈子并不大。”

　　圍繞這個圈子，發生了一系列黑箱運作，其基本線路可歸納為：政府主導大型項目或優良資產的招標轉讓；社保資金通過委托貸款為商人墊資；擁有政府背景的企業憑空獲得項目合同或優質資產。

　　以2002年3月福禧投資以32億元獲得滬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收費權為例，此次路權轉讓事發突然，所謂“競標”事前毫無聲息，事后亦無公開資料證實，暗箱操作明顯。

　　又如2004年上海電氣改制上市，福禧投資作為發起人持股10.54%，但近10億元的股權款“欠交”至今。

　　有關部門至今不曾披露上述交易內情，但其共同買家均是一度揚名上海灘的“神秘富豪”張榮坤。如今人們已知，其財富源頭不過是違法拆借的社保資金，以及近百億元之巨的銀行貸款。

　　張榮坤的乍興與忽亡，令人聯想到曾經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同為崛起于閭巷之間，均顯神秘而低調。從周正毅到張榮坤，從房地產到高速公路，“問題富豪”們的發跡史正是官商勾結的鮮明寫照。

　　強勢政府轉型

　　運用政府之力，將多家企業捏合為集團，已成上海經濟的一大特色。進入21世紀，上海在2003年把上海一百、華聯、友誼、物資四大集團重組為全國最大的商貿集團——百聯集團；2006年，又把農工商等五大食品集團整合為光明集團。

　　這種行政色彩濃郁的資源整合方式，已日顯局限性。總資產達700億元的百聯集團規模雖居全國第一，但成立三年來，每年凈資產收益率都在下降。光明集團原有的五家公司資產結構龐雜，跨越多個行業，其整合難度更甚于百聯集團。目前上海大型國企的領導人行列中，不乏局級乃至市級領導的身影。

　　政府掌握資源過多，而監督力量又顯薄弱，極易滋生腐敗。與之相關的另一個現象，則是上海私營經濟生存空間狹窄，實力強勁的民營企業在全國屈指可數。

　　政府強勢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已有隱憂。學界曾把上海的經濟增長模式形象地稱之為“起吊機經濟”——通過修橋、修路、蓋房子的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這種通過外延資金投入的經濟，并不能完全激發其內在有效的投資需求，一旦投資放緩，發展也就受影響。

　　早在2004年2月，上海市長韓正在出席上海政協會議時即坦承，他注意到不少傳媒將上海缺乏企業家的原因歸結于“政府太強”，今后希望通過“強勢政府+強勢企業”，形成上海的“強勢經濟”。

　　時至2006年3月，韓正又到上海市社科院布置下13個課題，探討上海前15年的高速增長是否能延續，已表現出其對政府主導經濟的模式有所反思。

　　2007年1月28日，上海十二屆人大五次會議上，韓正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稱，“政府部門直接或間接干預企業具體經濟活動的情況仍然存在，有些方面還在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有的政府部門職能轉變相對滯后，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力度需要加強。”

　　這是上海市政府第一次正面反思強勢政府的弊端。由強勢政府轉變為“小政府”，由全能包辦變成公共服務，當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胡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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