儼然“二政府”

　　雖然各地政府都聲明協管員協助公務員處理事務，沒有執法權。但實際上，除了不能作出行政處理決定外，協管員的工作與執法人員基本一致。協管員獨立走上街道馬路、進入企業和居民家庭執行巡查監管公務，儼然“二政府”。

　　如出租屋協管員，逐家逐戶深入居民家庭，檢查登記房屋租賃情況、租客資料、流動人口身份資料、計生情況、就業情況，同時辦理流動人口IC卡、征收房屋租賃稅費；勞動監察協管員深入企業逐個檢查勞動合同、職工工資、社保繳納情況，建賬造冊；稅務協管員對小企業和個體戶進行地毯式的征繳，征多少，雙方商量著辦。

　　大量牽涉企業和公民財產、個人隱私的檔案資料掌握在作為“政府臨時工”、只有一年雇用合同的協管員手里，一些市民深感不安。

　　市民茍先生對本刊記者說：“一天晚上，戴著紅袖箍的人來敲門，手里拿著一本冊子，問‘你叫什么名字、家里有什么人’，我說‘我憑什么要告訴你？想查戶口叫警察來’。”

　　而有的人則“習慣”性地把協管員和公務員一樣看作是政府的化身。

　　“出租屋稅費可以跟協管員議價，從每月500元降到300元。這真是亂來！”市民楊女士評論道。

　　相關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協管員本身就是一個“三無產品”，被管的市民完全可以不予理睬。

　　“協管員能否唬住那些欠薪、欠社保的老板，是個疑問。”廣州市勞動監察支隊隊長廖翔達認為。

　　有一套房屋出租的市民白先生說，協管員打電話叫他去交費，“我說‘有本事你持證來找我，再打電話騷擾我就報警了’”，從此，繳納稅費的事情就不了了之。

　　為此，一些地方政府出臺“管理規定”，賦予協管員權力。廣東省佛山市政府以紅頭文件規定，房屋租賃當事人在遇到出租屋協管員檢查時，應出示有關證件，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絕檢查。某市政府通過媒體高調宣傳：勞動監察協管員，兩人同行即可檢查企業。

　　像警察那樣去“抓捕”

　　協管員被推向社會管理最前線：城管協管員負責驅趕流動小販，交通協管員負責管理自行車和行人，稅收協管員負責管理年銷售額50萬元以下的小企業和個體戶……這些都是最難啃的硬骨頭。

　　主管部門下達了嚴格的考核指標，如交警部門向交通協管員下達“行人違章率”指標；“管轄”范圍內出了治安事件，治安員要扣發工資獎金；出租屋協管員、稅務協管員的經費直接來源于所收取的稅費按比例返還。

　　為了完成任務，協管員對被管理對象大多采取“人盯人緊逼防守”、“地毯式巡查”的方式，整天與公眾特別是底層群眾短兵相接，沖突事件日益增多。

　　協管員在工作過程中與他人發生沖突、導致自己或他人受傷的事件時有發生。對這些事件，既不能按照妨礙公務處理，也不能按照民事糾紛處理。當協管員傷及他人時，所屬政府機關往往以“當事人不是公務員”、“當事人是臨時工”來敷衍塞責。而協管員因公傷亡，其撫恤待遇也成疑問。某市發生過一起協管員執勤期間被打致死的案件，當事協管員不能被定為烈士，家屬申訴無門。

　　爭議最大的是治安員是否有權對他人動武、造成犯罪嫌疑人或無辜者傷亡時如何處置。

　　在一些治安任務較重的地方，如長三角、珠三角已經高度城鎮化的農村地區，流動人口增長迅猛，警察編制嚴重不足，治安員不僅負責日常巡查警戒，而且承擔“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任務。

　　他們甚至在沒有公安人員在場的情況下，對犯罪嫌疑人實施“抓捕”行動，使用配備的木棒、鐵棒，混亂中造成犯罪嫌疑人甚至普通群眾受傷。

　　最近，某市一群治安員誤把街頭普通群眾當成犯罪團伙成員進行突襲“抓捕”，用棍棒把群眾打至骨折。

　　在這樣的情況下，治安員究竟負什么責任，受傷群眾向誰索償、能否申請國家賠償，莫衷一是。

　　有律師公開發表言論稱：在法理上，治安員只是普通公民，即使在執勤期間也無權持兇器打人，當事治安員應該負刑事責任。

　　公務員“貴族化”

　　有了協管員這條“腿”，一些公務員、執法人員自動“升級”為草擬文件、查辦案件、開具罰單的“包工頭”、“二掌柜”，一些公務員開始“貴族化”，出現公務員只管服務大企業、主流人群，協管員“管理”小企業、個體戶、底層群眾的苗頭。

　　協管員端著泥飯碗，承擔政府機關最苦最累的活，做公務員不肯做、做不到的事情，把政府與管理對象之間的“最后一公里”連接上。

　　長期以來，私營中小企業一直是工會工作最薄弱的一環。設立工會協理員隊伍后，局面迅速改觀。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了解到，某市給協理員下達的指標是每人一年成功發動280家企業組建工會，相當于每個工作日一家以上。而幾百名協理員竟然大多數完成了指標。他們的共同心得是：發動企業組建工會說難就難，說易也易，只要你人到心到，反復上門動員說服，很少有啃不下來的。

　　“最多的一家，跑了12趟，老板終于同意了，現在那家企業的工會活動開展得特別好。”一名協理員說。

　　本刊記者看到，一名協理員為了抵擋酷暑驕陽，用水淋濕毛巾頂在腦袋上，這樣走街串巷闖企業。

　　“這樣的事，我們的機關人員肯定做不到，他們習慣于坐在機關里發文件作指示。”當地的總工會主席感慨地說，“在基層發動組建工會方面，普通工會干部對大型企業撼不動，對小型企業不愿管。偶爾深入企業，人家一給臉色，就再也不肯去了。作用反而不如協理員。”

　　業主偷漏稅費是出租屋管理的頑疾。廣州市出租屋協管員上崗后，出租屋稅費收入連年以30%以上的速度猛增，去年達到6.7億元。這業績是協管員們反復“掃樓”(粵語：挨家挨戶登門)的結果。

　　陷入悖論

　　本刊記者采訪得知，設立協管員隊伍時，許多地方政府抱著臨時觀點，認為協管員隊伍是可以根據形勢隨時組建、隨時解散。因此，協管員的聘用合同普遍都是一年一簽。但是，《勞動合同法》實施后，情況將發生重大轉變：連續兩次簽訂固定期限合同后，職工就有權要求用人單位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臨時工”、“合同工”通過這紙合同將成為“固定工”。

　　各地設立各類協管員，多針對各相關領域存在的不遵守法紀、管理力量不足等現象。那么，若干年后，這些領域秩序好轉了，如行人自覺不違規穿行馬路了，交通協管員使命完成了，他們是否就失業了？如果是這樣，協管員就陷入一個悖論：努力工作，社會管理秩序好轉之日就是丟飯碗之時；不努力工作，秩序依然混亂，考核之日就是丟飯碗之時。

　　可以預見，如果沒有法律法規約束，隨意擴展的各類協管員隊伍，有了固定的人員、固定的經費來源，將會“臨時”到永遠。

　　在不少城市，交通協管員已經管起了汽車，在禁止行人和自行車進入的高架路、立交橋上，已出現了他們的身影。

　　造成協管員隊伍膨脹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職能轉變，社會管理事務增多，要求管理下沉，而黨政部門未能根據市場經濟形勢和政府職能轉變及時調整編制。特別是流動人口眾多的沿海地區，執法人員嚴重短缺。二是近年來新出現、高速涌現的一些新事物，沒有相應的執法機構和執法人員負責管理，比如出租屋。三是一些部門官僚主義抬頭，機關人浮于事，真正能下到基層服務群眾的政府工作人員太少。

　　廣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陳建龍認為，有限的執法隊伍編制應該給誰，應該有一個全面討論。

　　廣州市勞動保障監察支隊支隊長廖翔達說，廣州市共有40多萬個用人單位，近600萬從業人員，滿編專職勞動保障監察員只有133人，勞監人員與職工的比例高達1:43000，與國家要求的1:8000的配備比例嚴重不符。相比之下，廣州市漁政支隊管捕魚，編制300多人，“我們開玩笑說，管魚的比管人的人多。”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社會管理如果要依靠搞“人海戰術”、不斷進行“地毯式清查”，政府管理人員將永遠都不會“夠”。政府需要探索創新，找到新形勢下的社會治理方式。(記者 鐘玉明)

[上一頁]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