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改革方向沒有錯

　　“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吃肉說明私人用品解決了，罵娘罵的是公共品不足。

　　新京報：這些問題，究竟是市場化改革方向錯誤帶來的，還是改革之中的問題，存在很大爭論。這也是有人提出改革暫停，或改革應該往回走的理由。這個問題，是解放思想大討論必須首先解決的理論問題，或者說，大討論必須要回答，解放哪些思想？

　　周瑞金：我認為，這些問題恰恰是市場化改革還不夠徹底，沒有完全按照法治的市場經濟去做帶來的，而不是市場化方向本身錯誤。完善的市場經濟應該有法治的保障，當前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跟上，尤其是政府的職能沒有完全轉變，政府是發展經濟的主體，而不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主體，沒有轉到法治、廉潔、責任的政府上來。

　　我認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沒有變化，還是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的需求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從改革開放之初提出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改變。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變化了，上世紀80、90年代主要解決私人物品不足的問題，解決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溫飽問題，到了新世紀以后，發生了改變，現在最缺公共品�！岸似鹜氤匀�，放下碗罵娘”。吃肉說明私人用品解決了，罵娘罵的是公共品不足：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就業很難，房子很貴，看病很貴，信息不對稱，還有司法不公正、分配不公正的問題，缺少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所以罵娘。

　　新京報：問題出在政府身上？

　　周瑞金：對，要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首先職能要轉變，現在政府大量財政用于拆遷改造城市，拆遷過程中對被拆遷主體又不尊重，對被征地的農民不尊重，有的地方政府和開發商聯合起來，城市建設得很漂亮，機關大樓也修得漂漂亮亮，但老百姓沒有房子住；義務教育本來就該國家財政保障，怎么還興師動眾搞希望小學，這是不該的。

　　新京報：有一個現象需要解釋，2006年初你發表《改革不可動搖》之后，反倒遭到很多網友的反對和抵制，一些網民懷念市場化改革之前的制度，認為那時候更好一些，你怎么看？

　　周瑞金：一些網友的觀點也是從切身感受來的，從感性的角度，好像搞市場化對自己不利，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但是，要解決這些問題，要走回頭路，再搞計劃經濟，以階級斗爭為綱，行嗎？不行。改革總體帶來的還是社會的全面進步，財富的不斷創造，這是不爭的事實。即便現在困難的家庭，也比以前提高了，多數還有電視看�，F在網上很多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改革之前是什么樣子。

　　樹立以人為本的判斷標準

　　現在提出以人為本，就要把人從“經濟人”轉變為“和諧人”。

　　新京報：既然市場化方向沒有問題，那么，第三次思想解放，到底要解放哪些思想？對象是什么？

　　周瑞金：這一次思想解放，要突破的是傳統的發展觀念與全能主義的政治模式。第一次思想解放樹立了“實踐”標準，第二次樹立了“生產力”標準，那么這一次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標準，判斷是非的標準只能是以人為本。

　　新京報：怎么理解以人為本的標準？

　　周瑞金：我們前面兩次解放思想，都是以“物”為本的，導致現在人的物欲、消費欲太嚴重，整個社會非常浮躁，比如大量人才涌向公務員隊伍，愿意到市場上去創業、去創造社會財富的人在減少，這是很不正常的現象。我們要做創新型國家，創業應該是主要的，都去“守城”，都去拿鐵飯碗，這是很反常的。現在提出來樹立“以人為本”的新標準，包含要重視人的精神世界，要解決目前存在的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人與自我的矛盾。

　　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把全國的人變成“政治人”，人人關心政治，強調階級斗爭，妻子會揭發丈夫、兒子會批斗父親，大家斗來斗去。改革開放以后這三十年，把“政治人”改變為“經濟人”，人人關心經濟利益，關注創造社會財富，這是歷史的進步，但同時帶來的是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F在提出以人為本，就要把人從“經濟人”轉變為“和諧人”。

　　新京報：“和諧人”？

　　周瑞金：就是精神和物質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自我的和諧。以人為本就是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創造條件，也就是馬克思講到的全社會每個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才是我們真正應當追求的和諧。

　　第三次思想解放要還權于民

　　利益格局的調整實際上就是民眾權利的調整，就是中央提出來的公眾要有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

　　新京報：能否具體談談第三次解放思想與前兩次的區別？很多人感覺，現在提解放思想，不像前兩次那樣，意識形態對立比較明顯，是否正誤也比較明顯，現在要模糊一些。

　　周瑞金：首先，上兩次側重于意識形態的論爭，比如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資本主義；這一次側重于利益格局的調整，包括財政分配制度調整，改革發展成果要讓老百姓共享。

　　第二個區別，前兩次是還利于民，比如不要搞人斗人了，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重點發展經濟，尤其是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或者以市場經濟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更好的推動經濟發展，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那么第三次，除了還利于民，更主要是還權于民，利益格局的調整實際上就是民眾權利的調整，就是中央提出來的公眾要有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

　　第三個區別，前兩次側重于解決思想層面的問題，這次主要是利益格局的調整，還權于民，那必然著重于制度創新、規制的建立。

　　新京報：如你所言，第三次思想解放主要是利益格局、制度層面的改革。也因此，有人質疑，說現在根本不是思想是否解放的問題，而是敢不敢、能不能觸碰既得利益集團、觸碰政府官員自身利益的問題，如果改革討論只停留在“思想”解放層面，恐怕收效不大。你認為呢？

　　周瑞金：這樣理解不對，制度創新必須靠思想解放來實現，因為人是思想主導的。解決問題雖然不能靠思想層面，要靠制度創新，但制度創新本身是思想解放的產物，兩者是相互關聯的。過去兩次，是思想認識提高了，問題就自然而然解決了，現在單靠思想提高問題還不能自然而然的解決，還要靠制度保證，這個要求更高了，更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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