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突破口

　　大部制改革深入下去必定涉及黨政分開的問題，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課題。

　　新京報：你認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主要任務是什么？

　　周瑞金：第一次是要從以階級斗爭為綱中扭轉過來，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第二次，是要把市場經濟引進來，要把符合現代生產力規律的文明引進來；到了現在這個層面，就需要政治體制改革來配合，我認為，第三次思想解放，是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為重點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位一體的全面體制改革和建設發展。

　　新京報：十七大報告在談到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時提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怎么“擴大”，如何“有序”？

　　周瑞金：以政治體制改革為重點，包含了很多內容，我概括起來，要在未來的時間里，根據國情變化，分五步走。

　　首先，突破口是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就是調整政府的職能，使政府真正變成服務型的主體，政府是高效的、廉潔的、節約的、透明的。同時，有一個問題繞不開，就是大部制改革深入下去必定涉及黨政分開的問題，如何解決機構設置上黨政交叉、職能重疊，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課題。

　　新京報：其他層面呢？

　　周瑞金：第二步，要從黨內民主開始，真正實現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有人提的很具體，從縣市開始，縣委書記、市委書記都要由兩個候選人競選，選上的當縣委書記、市委書記，選不上的當紀委書記。這樣就迫使官員不光往上看，還要往下看，既要對上負責，也要對下負責。書記就不能成為“一霸手”了，因為還有一雙眼睛盯著自己呢。最終形成一個真正的、完善的監督體系，黨就真正從革命黨轉變為現代化的執政黨。這個要慢慢推進。

　　第三步，抓民意機構改革。首先是人大，人大的職能要全面，現在的人大主要是立法機關，其實人大的第一職能應該是決策，第二是立法，第三是監督，重大決策的形成應該首先在人大討論，一些大的改革措施，要由人大來決策，這種決策比通過一個法律還要嚴肅。另外就是，現在的人大監督職能不完善，過去還有把部長喊過來問責，現在都沒有了。人大就是要向政府問責；還有人大代表結構的調整，一個多億的農民工有3個全國人大代表，還不夠。人大確實需要從民意機構的角度進行改革。

　　第四步加強新聞管理體制改革。

　　這兩年，互聯網在推動民主政治方面，越來越重要，這是好現象，也給我們新聞體制的改革提供了參考。我們要重視民間很豐富的政治智慧和認識，為決策者所借鑒，提高決策的效能。比如黑磚窯事件，就是地方電視臺和互聯網上率先披露出來的，還有“周老虎”、“歐陽坑”、“劉羚羊”，都是網友發現的，非常不簡單。

　　當然，互聯網有一些民粹主義的思潮，但總體上隨著社會的進步，網民素質的提高，互聯網成為了網民表達民意、參與社會的很好的手段，我們黨為什么不可以將互聯網作為收集民意的手段呢？總之，言論的自由度要打開，這對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都很有好處。

　　最后，就是推進人民民主。

　　上面這些步驟只是一個規劃，對中國而言，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根據國情發展而推進，但也絕不是停步不前。重大理論問題是繞不開的。

　　形成政府、社會、市場三元格局

　　不要把民間組織都看作是政府的對立力量，現在搞一個社會組織需要七批八批。

　　新京報：你剛才提到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四位一體改革，這一點也是十七大報告所明確提到的。

　　周瑞金：政治體制改革要再深入下去的話，要形成政府、社會、市場三元格局，這才是比較完整的法治市場經濟的體系。

　　政府的職能是宏觀調控，不是來干預微觀經濟的。市場格局是專門創造財富的體制，要把市場交給企業。全能主義政治是政府包辦社會的一切，老百姓吃喝拉撒睡都要政府來管，政府管不好也管不了，公民的積極性沒有起來，是被動的。和諧社會，是公民自治的，公民是很活躍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設公民自我監督、自我約束、自我教育的社會自治體系，社會要自治。政府、社會、市場并列起來，就是一個突破，說明社會是一支獨立的力量。

　　新京報：但這次南方雪災就暴露出這個問題，一些地方雪災后，如果公民社會發達，公民自治組織是可以起來自行救災的，而不是等著政府來解決。

　　周瑞金：對，雪災暴露出我們的社會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力量，社會格局沒有形成。

　　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目的，就是政府管宏觀調控，社會管社會自治，市場管創造財富，這樣的一個三元格局形成了，和諧社會就形成了。所以，首先從政府行政體制改革切入，形成政府歸政府、社會歸社會、市場歸市場。當然，政府作為公共權力，還有一個社會管理、市場監管的責任，但它不是直接包辦社會的一切，取代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的權力干預。

　　我還要講一個，社會建設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需要轉變，不要把民間組織都看作是政府的對立力量，現在搞一個社會組織需要七批八批，門檻太高。基金會、協會等社會結構應該大量的發展起來，很多社會問題都要通過民間組織來解決。民間維權組織為老百姓維權沒什么不好。我認為要有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一定要有這些民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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