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這次大地震災情統計工作中不正確履職，導致統計錯誤，負有領導責任的四川省都江堰市原市民政局黨組成員、副局長肖某，日前被免職。抗震救災工作中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履行職責、依法行政和行政效能情況，日前也成為當地紀委監督考核的重點。

　　在整個中國，“考核官員政績、評價政府績效”，這兩個政治生活中的關鍵環節正在悄然變化。

　　據報道，目前廣東有兩份考核指標體系正在起草中。一份是對政府的考核指標體系，主要考察經濟社會發展；另一份則是黨政領導的考核指標體系，主要考察領導自身。新政的核心，就是這個經濟總量連續23年居全國第一的省份要改變過去的考核方式。

　　今年5月，山東省德州、煙臺兩市的市長，分別帶領市直部門“一把手”趕到濟南，參加一年一度的“地市大考”。與往年不同，今年的考核首次增加了采用電話隨機訪問的形式，調查當地常住居民對該市黨委、政府的評價。

　　在中組部下發的政績考核相關辦法中，不再唯GDP，而且引入了民意調查機制；而政府績效評估，則有1/3省份先行探索。

　　專家表示，考核官員政績、評估政府績效，這兩個評價體系應科學設置、有效銜接，加快納入法制軌道。

　　政績不唯GDP

　　人們習慣把政績考核比作“指揮棒”，選什么人，用什么人，對于官員而言政績考核的作用不言而喻，而當前推行方針、政策的一個殺手锏就是用好這個“指揮棒”。

　　在“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背景之下，近幾年政績考核的重要改革舉措首推中共中央組織部2006年下發的《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試行辦法》，這個“評官”的辦法改變了以往單純強調經濟增長的考核方式。

　　按照中央組織部的考核辦法，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實績分析包括：上級統計部門綜合提供的本地人均生產總值及增長、人均財政收入及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及增長等方面統計數據和評價意見。

　　此后，在國家一些相關政策出臺后，政績考核的內容又在不斷細化和豐富。同時，這個辦法還給各地的探索留下了空間，規定各地可以結合實際，設置其他具有地方特色的實績分析內容，于是，一些地方出臺各種政策文件，“納入政績考核”常常會成為其中的重要條款。

　　作為一位長期研究政績考核問題的學者，中國人事科學院院長吳江認為，科學的政績考核指標設計，要求把履行職能職責與解決社會突出問題作為兩個基本內容依據，并且把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比如，以職能職責考核為主，兼顧重點項目考評；以績效結果導向為主，兼顧考核管理過程；以衡量組織長遠目標實現程度為主，兼顧考察解決突出問題的表現；以穩定性考核指標為主，兼顧動態性考核指標。

　　吳江認為，目前在政績考核中，還存在一些需要通過完善制度來解決的問題，比如考核主體太多，造成權威性減弱。各層級各部門都在往下考，到基層黨委政府就要應付多達幾十個考核部門的上百個政績指標，誰的指標都很重要，不達標都有否決權。因此，要有考核主體和考核指標一體化的設計思路。

　　審批減半憑績效取舍

　　“國務院部門削減一半以上的行政審批項目。”作為我國轉變政府職能的一項重要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但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如此之多的審批項目究竟是如何取舍的，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績效管理研究分會會長高小平透露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正是政府績效評估發揮了作用。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經開始運用績效評估的方法。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辦公室成立伊始，就引入績效評估的方法和機制，由部門、專家、群眾共同參與，對政府行政審批事項進行定性定量的分析評估，根據評估結果確定哪些審批項目要革除，哪些審批項目要改變管理方式，哪些審批項目可以保留。

　　“在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背景下，在決定政府該管什么不該管什么時，首先要看社會和人民是否需要，并以此作為確定政府職責和功能的依據。政府的成績不再像過去一樣，用花了多少錢，出了多少文件來衡量，而是用實際的結果和為實現目標而付出的成本來評價。”作為新一屆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主講人之一，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高小平對于建設服務型政府背景下，政府績效評估的作用十分看重。

　　從總體而言，政府績效評估“地方先行”的特點更鮮明。中國行政學會政府績效管理研究會秘書長張定安透露，目前有1/3的省份不同程度探索開展了政府績效評估工作，而且模式各有特色。

　　福建省第一個在全省范圍內推行政府績效評估。2000年初，福建省委、省政府決定在全省鄉鎮以上機關全面推行機關效能建設，探索政府績效評估。2004年初，制定了有關意見并進行了試點。2005年，在省政府組成部門和各設區市政府全面推行。

　　福建對設區市政府的績效評估，主要設定了可持續發展水平、構建和諧社會進程、勤政廉政等7個方面的一級指標，以及經濟增長率、恩格爾系數、社會保障覆蓋率、環境質量指數、依法行政質量等28個二級指標。后來又增加了資源消耗指數、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比重等指標。對省政府組成部門的績效評估，則設定了業務工作實績和行政能力建設兩大項目。江蘇省南通市在績效評估中提出“瞄準最佳，爭先創優”的目標，促進了全市經濟社會科學發展、跨越發展。

　　第三方評估政府

　　“評官”、“評政”的兩種方式在各自軌道上不斷推進，他們之間并不是沒有交集，而是融合度逐漸提高，更加廣泛地吸納民意就是其一。

　　“根據民意調查的群眾滿意度，分析當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黨的建設等方面的狀況與成效。”明確寫入《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試行辦法》。在各地的實施辦法中，對民意調查也有相應的規定。河北省有關設區市黨政領導班子和主要領導干部實績綜合考核評價實施辦法中，也明確引入民意調查機制。

　　根據規定，民意調查還可以委托有關部門或社會中介組織采取入戶調查、發放問卷調查表、政府網站評議等多種方式在社會各階層干部群眾中進行幸福感指數、滿意度指數、安全感指數等方面的民意調查。

　　“政府績效評估本身就是一個公民導向的管理工具，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成績，公眾心里當然有桿秤。”高小平認為對民意的吸納是政府績效評估的關鍵環節。在福建省推進政府績效評估的過程中，把績效評估指標的數據采集責任分解到省直15個行政管理部門，由統計調查機構和社情民意調查機構實施公眾評議工作。

　　2006年開始，山東省青島市應用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技術，由社情民意調查中心對所轄12個區市黨委、政府履行職責的績效情況進行民意調查，并將調查結果運用于目標績效考核。

　　雖然民意調查日漸成為政績考核和績效評估的手段，但吳江認為，民意調查畢竟是一個比較專業化的工作，需要更多體現科學化、制度化。他認為，“異體化評估”，也就是由具有專業能力的第三方來進行是一個方向。

　　實際上，這種方式也已經開始在一些地方采用。在經濟、社會并不發達的甘肅省，2004年年底，省政府委托蘭州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績效評價中心，對政府績效進行評價。而參與評價的是當地的民營企業，這項由第三方評價政府工作的活動被外界稱為“蘭州實驗”或“甘肅模式”。

　　同時，吳江認為，要科學設計民意調查和民主評議的內容、形式，根據不同層次、區域的具體情況和不同考察任務的要求以及群眾關注的突出問題，建立民意表達和參與考核機制。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周志忍說，一個科學的指標作用不可小覷，比如在青島就用“問路率”來評價交通管理和指示牌設置的效果，直觀而有效。

　　“評官評政”有待銜接

　　“讓官員的考核和對部門、工作的評價銜接起來，兩個評價體系就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高小平認為，尤其是對于行政領導而言，對干部的考核和對政府績效的考核應該對應起來，聯系起來。

　　吳江認為，無論是政績考核還是政府績效評估，目前的一個難題也是未來的發展方向，就是納入法制軌道，做到依法考核。他認為目前的規定還是以規范性文件的性質來出現，所以有關考核機構、考核機制等問題都需要通過完善法制來逐步解決。

　　“推行政府績效管理和行政問責制度。建立科學合理的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和評估機制。”這是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中的表述。績效管理和行政問責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在國務院的近期有關文件中也屢有提及。

　　相比于政績考核，政府績效評估的法制化、規范化還要落后一步，因為目前還沒有一個全國性的規范性文件進行指導。吳江透露，原國家人事部2007年已經開展了省市縣鄉政府績效評估試點工作。另據了解，國務院曾指定原國家人事部起草有關政府績效評估的指導意見。

　　張定安認為，為政府績效評估立法現在時機尚不成熟，但制定相應的行政規章應該能夠解決許多問題。行政規章應該確定以下幾個制度：綜合部門的戰略規劃制度；具體部門的績效計劃和審核制度；績效信息獲取和認定制度；定期績效報告制度；績效評估的結果有效運用制度。 (記者 劉曉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