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后。什么叫現代化，五十年代一個樣，六十年代不一樣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樣了

　　1978年的春天來得格外早。剛到立春節氣，從北到南的一路暖陽已讓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感受到某種異樣的氣息：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題為《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的通訊。說的是安徽在省委書記萬里的帶領下，制定了《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六條”。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家庭副業，生產隊可以實行責任制，只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等等。

　　奇的是這一天該報的第四版幾乎整版是鄧小平出訪緬甸的照片。

　　或許這只是一種偶然。但鄧小平無疑讀過這篇報道。此時，他正在四川與當時的省委負責人談話，小平向這位負責人推薦了這篇文章，接著便去了尼泊爾。臨走時他說：“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三只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只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回旋余地沒有，怎么能行？”四川領導人心領神會，馬上派人去安徽學習，僅僅兩天后，四川省委仿效安徽頒布了恢復和發展農村經濟的“十二條”。

　　——極為特殊的七七屆大學生在1978年春節后陸續入學，那枚白底紅字的校徽給佩戴者帶來了莫大的榮譽。就連仍陷囹圄的胡風的兒子張曉山也在鄧小平的親自關照下，終于在30歲時拿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這讓更多命運多舛的年輕人看到了希望。

　　——3月的春天里，全國科技大會召開，郭沫若吟出了他此生的絕誦——《科學的春天》。此前，《人民文學》一月號刊登了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紙相繼轉載。昔日的“臭老九”首次作為正面形象堂堂正正出現在黨報的報面。

　　——4月5日，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的請示報告，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是年，安徽出現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大部分地區10個月未下雨，一場大饑荒迫在眉睫。在省委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時任省委書記的萬里在會上說：我們不能眼看著大片土地撂荒，與其拋荒，不如把地“借給”農民個人耕種，多種“保命麥”以度災荒。“借地度荒”的臨時措施，掀動了土地公有制的鐵幕，在肥西縣山南區誘發了“包產到戶”，繼而才有了小崗村的壯舉。那時，在農民中流傳著一句順口溜：要吃米，找萬里。

　　——這一年，新任中組部部長胡耀邦，頂住了來自黨內外的重壓，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1700萬蒙冤者平反昭雪。

　　——這一年，有12位副總理和副委員長以上的國家領導人，先后20次訪問了51個國家，目睹并領略了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世界經濟的脈動。鄧小平一人就4次出訪，行程遍及8個國家。他在朝鮮對金日成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后。什么叫現代化，五十年代一個樣，六十年代不一樣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樣了。”

　　這就是1978年，冰河解凍，大地回暖。

　　然而乍暖還寒也正是早春的特質。在一部分共產黨人的心頭，還有一堆尚未解開的心結：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還在大牢里，彭德懷的骨灰還不能進八寶山，丙辰清明的天安門事件依然被冠以“反革命事件”，“兩個凡是”的陰霾仍懸置在國人的頭頂……

　　依然是這一年的春天，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總理華國鋒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他總結了16個月來的工作，并提出了“新時期”的總任務：要建設120個大項目，其中有十大鋼鐵基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十大油氣田等高指標。時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薛暮橋從人民大會堂回到家中，竟捶胸頓足大哭起來。他邊哭邊說：“這是洋躍進啊，國民經濟要崩潰了，國家還不思改革！”

　　這個洋躍進，造成國家財政困難和國民經濟比例更加失調。薛暮橋斟酌再三，提筆給中央寫信。信中直指十年規劃中再次出現的急躁冒進的現象，要求糾正建國以來20多年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特別是要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

　　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報》的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開始了一場劃時代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并涇渭分明地劃出“凡是派”和“實踐派”兩大陣營。這一大討論，成了中國共產黨實現偉大轉折的思想先導，更是全面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實踐的思想先導。

　　于光遠：我不清楚是何時、由誰首先提出要召開這個會和怎樣提出來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幾個人對召開這個會都有怎樣的想法

　　1978年11月5日，鄧小平與夫人卓琳前往東南亞三國訪問。這是1976年以后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東南亞。此次出行的第六天，他們前往馬來西亞總理府拜見奧恩總理，彼此暢談起國際形勢。正是在那次會見中，鄧小平明確表示，中國對外政策就是要延緩戰爭的爆發，以爭取更多的和平時間。

　　而就在同一時刻，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的主席臺上，華國鋒的旁邊沒有鄧小平的位置。今天，許多關心這段歷史的人依然弄不明白，為什么在那樣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鄧小平竟然沒在現場。

　　此時，陳云坐在會議室面朝主席臺的席位上，他僅是一名中央委員，除此之外什么職務都沒有。在一年前的十屆三中全會上，華國鋒否定了讓陳云進入政治局的提議。但華國鋒會前恐怕不會想到，這個無比喜愛評彈的中共老政治家會在此次會上做出驚人之舉。

　　多年以后，于光遠回憶說，完全不清楚那次中央工作會議的由來是什么，也沒有看到任何記錄，“是何時、由誰首先提出要召開這個會和怎樣提出來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幾個人對召開這個會都有怎樣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開這個會議后，在幾位中央常委之間都經過怎樣的討論，最后又怎樣做出了決定”。他希望研究黨史的同志把它搞清楚。

　　至此，有必要對1976年10月至1978年的政治氣候做一簡單回顧：粉碎“四人幫”后，中國政壇“左”的思想依然占據著主導地位。“兩個凡是”便是這種思想的集中體現。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以“學好文件抓住綱”為題發表社論，首次在全國公開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

　　1977年3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會議議題是，總結粉碎“四人幫”以來的工作，部署當年的工作任務。華國鋒在報告起草的過程中，指示寫作班子要把“兩個凡是”的意見加進去。

　　在那次會上，當提到“天安門事件”時，華國鋒依然認定存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對鄧小平的復出，華國鋒提出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為無論怎樣，鄧小平的問題是毛澤東欽定的。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強調：“有兩個敏感問題：一個是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希望各組討論的時候不要觸及。”

　　對此，陳云向所在的上海代表團遞交了會前寫好的書面發言稿。指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恢復鄧小平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粉碎“四人幫”后面臨的兩件大事。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陳云的發言稿沒被允許刊登在會議的簡報上。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關于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的決議。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但“天安門事件”的平反，依然杳無音訊。

　　1978年9月，當真理標準討論的交鋒愈演愈烈的時候，葉劍英向華國鋒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議，把搞理論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開個務虛會，讓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胡喬木：把黨的工作重點由清查轉到經濟建設上來，這看起來是很簡單的事情，但在當時，就是三中全會以前中央工作會議，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

　　1978年11月10日，北京，晴。

　　下午4時，在京西賓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各群眾團體、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共212人到會。

　　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可容納400余人。正面的墻上掛著描繪萬里長城的巨幅國畫，畫的兩邊各有一條字幅，一邊是“自力更生”，一邊是“艱苦奮斗”，天花板上是8座大型花瓣式乳白色吊燈，后方是4根高大的圓柱。

　　與會者報到后，分別領到了中央工作會議秘書組印發的分組名單。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不編入各組。整個會議按地區分為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6個組，每組指定4個召集人。

　　這是國務院務虛會議和9月全國計劃會議的繼續，又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預備會。國務院務虛會和全國計劃會議，討論了1978、1979年經濟計劃和相關經濟政策，而這些內容都需要經過黨的全會討論，最后做出決定。依照慣例，此前需要召開工作會議。

　　今天，翻開很多書籍文獻都有下面這樣一段話：“會前，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會議先用兩三天的時間討論從一九七九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

　　翻遍《鄧小平年譜》，沒有找到當時召開政治局會議的內容，但卻看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歷史細節：

　　到1978年夏秋之交，粉碎“四人幫”以后的揭批查工作已經開展了近兩個年頭，許多地方、許多單位、包括軍隊內部一直還在持續著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揭批查，正常的工作很難展開。

　　1978年9月13日，鄧小平訪問朝鮮歸來，進入東北后，他馬不停蹄地視察了遼寧、吉林、黑龍江，然后又來到天津。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在“到處點火”，到處談論的是關于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打開國門、對外開放的話題。

　　10月3日下午，鄧小平與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談話。鄧小平說：“這次我在沈陽軍區講，揭批‘四人幫’運動總有個底，總不能還搞三年五年吧！要區別一下哪些單位可以結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這個百分之十結束了，就轉入正常工作，否則你搞到什么時候。我們要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進行到底。但是，總不能說什么都是‘四人幫’搞的，有些事情還要自己負責。”

　　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提出工作重點轉移，全黨工作的重心要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是要從根本上轉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這不僅意味著運動的結束，更意味著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否定，意味著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糾正。這對于華國鋒來說，無論從情感上還是從思想認識上，都很難接受。

　　胡喬木在1983年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又提到了這一時刻：

　　把黨的工作重點由清查轉到經濟建設上來，這看起來是很簡單的事情，但在當時，就是三中全會以前中央工作會議，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小平同志這時堅持要轉到以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為黨的中心任務，可以說是真正的開端，意義非常重大。我們不能說華國鋒同志反對搞經濟建設，但是他是不同意在那個時候實行這樣一個轉變的，他認為太早了，要繼續清查。

　　在1978年11月10日下午的開幕式上，華國鋒在談到了此次會議的三項議程之后，說：“中央政治局決定，在討論上面這些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這就是，要在新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指引下，從明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要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一起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