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華主席講話中要我們暢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點，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11月10日下午4時，華國鋒主持會議并發(fā)表講話。他在宣布會議開始后，講了這次會議的議題：1、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以農(nóng)業(yè)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搞上去的問題。會上要發(fā)兩個文件，一個是關于加快農(nóng)業(yè)發(fā)展速度的決定討論稿，一個是農(nóng)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的討論稿；2、商定1979、1980兩年國民經(jīng)濟計劃的安排；3、討論李先念副主席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

　　第一天，會議氣氛波瀾不驚。

　　第二天，11月11日，分組討論。

　　華楠，時任《解放軍報》社社長。他回憶說：“會議前兩天，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的。大家準備好發(fā)言稿，講話的內(nèi)容也比較分散，有講經(jīng)濟工作的，也有講‘兩個凡是’的，沒有什么互相插話、互相啟發(fā)。”

　　但是，歷史在這時候拐彎了。

　　11月11日晚，陳云回到他在朝內(nèi)小街的家里，斟酌再三，又一次在臺歷的背面寫下了他的發(fā)言提綱。這是他的老習慣了。然后他叫來夫人于若木，為他謄清這個提綱，字比較大，能讓他看起來更方便一些。從上世紀30年代他們結婚始，為陳云謄抄文件就是于若木的工作之一。

　　華楠回憶說：“11月12日，會議開到第三天，陳云同志在東北組發(fā)言。我也在東北組，那天開會前十幾分鐘，陳云從會議室的北門進來，披著大衣，拿著個皮包，走路很輕快，精神煥發(fā)，很高興。他走到西邊，坐在西邊前排最南邊的第一個位置。那天會議的主持人是楊勇，我坐在他后面，我對楊說，陳云同志來了，帶著皮包，應該叫陳云同志發(fā)言。楊勇說，你提醒得好。不一會兒，會議一開始他就說，請陳云同志發(fā)言。”

　　陳云的發(fā)言是一口氣講下來的。他的開場白首先提到了十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工作會議：“去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我有個發(fā)言，沒給登簡報，這次發(fā)言我希望登簡報。”

　　陳云說：“我完全同意中央關于從明年起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意見。但是，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干部和群眾對黨內(nèi)是否能安定團結有所顧慮。有些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

　　陳云講了六大問題，仿佛在平靜的水面上投下了六顆重磅炸彈：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

　　二、對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定為叛徒的同志應給以復查，如果并未發(fā)現(xiàn)新的有真憑實據(jù)的叛黨行為，應該恢復他們的黨籍。“七七決定”、1941年決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兩面政權”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對他們做出實事求是的經(jīng)得起歷史檢驗的結論，這對黨內(nèi)黨外都有極大的影響。不解決這些同志的問題，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陶鑄、王鶴壽等七七抗戰(zhàn)后由我們黨向國民黨從監(jiān)獄中要出來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為叛徒，或者在結論中留有“尾巴”。應由中央組織部復查，把問題放到當時的歷史情況中去考察，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像現(xiàn)在這樣，既有中央組織部又有專案組，這種不正常的狀態(tài)，應該結束。

　　四、彭德懷同志對黨貢獻很大，他的骨灰應該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五、關于天安門事件，現(xiàn)在北京有人也提出來了，還出了話劇《于無聲處》，天安門事件是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而且在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同樣的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

　　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顧問，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該在適當?shù)臅�議上對其錯誤給以應有的批評。……

　　陳云濃重的吳語普通話蓋過了會場所有的雜音，代表們詫異、驚愕、興奮，心情隨著陳云拋出的一個比一個更有力量的炸彈而跌宕起伏。

　　陳云最后說：“華主席講話中要我們暢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點，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陳云的發(fā)言，在會場引起強烈反響。他所提出的歷史遺留問題都是此時黨內(nèi)外極其關注的重大問題。大會當即就將陳云講話印發(fā)了簡報，很快所有代表都看到了這份不同尋常的簡報，整個會場氣氛頓時熱烈起來，各組發(fā)言的重點迅速集中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平反冤假錯案上來。

　　在陳云發(fā)言之后，接著趙健民在東北組揭發(fā)了康生的問題，姚依林、陳國棟、陳漫遠、程子華、馬文瑞在華北組講了61人案、天安門事件、康生和謝富治的問題。13日上午,肖克在華東組明確表示，陳云講的問題有關安定團結，有必要加快解決。

　　但是，在13日下午召開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華國鋒仍按照他原來的設想，宣布：“從當天下午開始，會議轉入討論農(nóng)業(yè)問題，用6天時間。”

　　為配合華國鋒確定的會議議程安排，紀登奎緊接著就《關于加快農(nóng)業(yè)發(fā)展速度的決定》和《農(nóng)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施行草案)》兩個文件作了說明。

　　然而多數(shù)與會人員并沒有服從這個安排，仍然圍繞著歷史遺留問題展開討論，而且火力越來越猛，提的問題越來越多，還對中央某些負責人提出了意見。

　　萬里：“陳云提出的五個問題要解決，不然人民心里不舒服。”

　　聶榮臻：“關于案件問題，陳云在這次會上首先提出來，我很同意。這類問題相當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漢的‘百萬雄師’、四川的‘產(chǎn)業(yè)軍’等等。”

　　陳丕顯：“上海的‘一月風暴’問題應該弄清楚。”

　　康克清：“凡是林彪、‘四人幫’強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實之詞，都應予以推倒。康生、曹軼歐血債累累，這樣輕輕過去，太寬了。”

　　胡耀邦：“冤案、假案、錯案的平反昭雪，工作量很大，現(xiàn)在全國脫產(chǎn)干部(包括文教)1700萬人，立案審查的約占百分之十七，加上被審查的基層干部、工人、老百姓和他們的直系親屬，將近1億人。這么多人的問題解決不好，就很難同心同德，充分調(diào)動大家的積極性，危害團結的因素就消除不了。”

　　從這時開始，華國鋒控制不住局面了，會議逐漸脫離了他所設置的軌道。

　　曾濤：加標題發(fā)稿是我們新華社的慣例，這事由我們負責，你不必管了

　　在《葉劍英年譜》中，記載了一個頗有意味的細節(jié)：11月12日陳云發(fā)言當天，葉劍英對華國鋒說，“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問題要從速表態(tài)，以免中央被動。

　　葉劍英是華國鋒至為信賴的前輩政治家。相信這一席話對華國鋒的觸動極為深刻。

　　此時，在京西賓館的會場外，還有一個會議，這就是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這是一個特殊的常委會。9月，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開幕，此時吳德依然是市委第一書記，一個月后，吳德被免職，林乎加從天津調(diào)北京取而代之。常委會擴大會繼續(xù)召開。11月11日，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關于“天安門事件”依然沒有結論。代表們對此反應極為強烈。會議的公報幾經(jīng)修改，仍未能最終敲定。11月13日，市委進行會議總結。晚上，最后擬定會議公報。

　　14日上午，林乎加給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等幾位政治局常委寫了一份報告，緊急請示關于“天安門事件”的處理問題，信上說：“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已于前天結束，我們準備了一篇7000字的新聞報道稿，到會同志強烈要求在報道中加上一段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話。”

　　林乎加的報告并沒有提及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要求。

　　據(jù)稱，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在信上畫了圈。這就是后來各種史書文獻上所記載的：“經(jīng)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節(jié)……”的由來。其實，作為常委之一的鄧小平此時尚未結束在新加坡的訪問。他肯定沒能親自在上面畫圈。

　　中央常委們的審閱和批復應該是在當天中午之前完成的。

　　因為當天下午，市委常委會召開新聞發(fā)布會，新華社北京分社副社長周鴻書也應邀到會。新聞由北京市委第三書記賈庭三發(fā)布。他講著講著，離開了講稿，從桌邊拿起一張紙，念了一段話：

　　“1976年清明節(jié)，廣大群眾到天安門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出于對周總理的無限愛戴、無限懷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國億萬人民的心愿。廣大群眾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于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這就是政治局常委畫圈同意另外加上的那段話。這段話里沒有一處提到“天安門事件”，但是，老記者周鴻書卻從中聽出了弦外之音。他敏感地意識到，這段話實際上是為“天安門事件”平了反。一散會，他驅車匆匆趕往新華社，找到國內(nèi)部主任杜導正，匯報了會議情況，問他是不是能將這一段內(nèi)容單發(fā)。杜導正說：爭取吧。

　　周鴻書又匆忙返回北京分社，琢磨了很久，決定先寫一篇2000多字的大稿子，把關于“天安門事件”的那部分內(nèi)容放在文內(nèi)，然后另外再單寫一條消息，爭取單發(fā)。

　　當天晚上10時許，周鴻書送北京市委書記審核的稿子有回音了。市委書記毛聯(lián)玨給周鴻書打來電話說：“老周，你送的會議消息我看過了。如果就照這樣來發(fā)，我這里通過了。關于‘天安門事件’那一段拿出來單發(fā)，我定不了。這得請示乎加同志。”緊接著他又補充一句：“恐怕他也定不了。”

　　周鴻書通告新華社國內(nèi)部：大稿子已經(jīng)通過，你們處理吧。

　　晚上，國內(nèi)部的編輯們誰也不踏實，他們找到副總編輯穆青，說出了他們的編輯意圖。穆青很贊成，立刻就讓他們摘出幾百字，其余的統(tǒng)統(tǒng)不要。

　　為慎重起見，穆青打電話找到社長曾濤商量，當時曾濤正在京西賓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穆青把這個意見告訴了他，并說：你現(xiàn)在正好在會上，可以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見，聽聽可不可以這么做。

　　所以，當天晚上新華社并沒有發(fā)出這條消息。第二天一早，周鴻書被召回總社。在國內(nèi)部杜導正的辦公室，大家開會研究怎么突出報道“天安門事件”的消息。

　　討論了半天依然拿不定主意，最后杜導正說：咱們做兩個方案，一個是把“天安門事件”平反放在導語里，把稿子整個調(diào)整一下。第二個方案是拿出來單發(fā)，最后由穆青來定。

　　稿子寫完后，舒人加了一個標題：“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然后送到穆青處。穆青又將稿子發(fā)給曾濤。

　　在京西賓館，為這篇稿子，曾濤又扯進來另外幾個人，他們是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以及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于光遠。

　　胡績偉回憶說：

　　這天的午飯后，新華社社長曾濤把光明日報的總編輯楊西光和我找到他住的房間里，與我倆商談。……看了這個消息，我們都很興奮，認為這是一條能夠引起轟動的頭條新聞。楊西光說，應該標一個鮮明醒目的題目。可是要標明“1976年清明節(jié)，廣大群眾到天安門悼念周總理完全是革命行動”，文字太長，不能成為標題。我想了一想說，不如索性標為“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他倆都贊成，認為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標題。因為中央一直有人說天安門事件的性質(zhì)是“反革命事件”，這個新聞和標題就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翻案。

　　為了更慎重，我們還特地把于光遠同志請到曾濤的房間來，征求他的意見。

　　于光遠后來回憶道：

　　……我先看了他們擬的新聞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張《北京日報》看了一下，特別仔細地看了其中他們劃了道道的有關天安門事件的那幾行。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新聞稿的標題和北京市委會議上的那幾句話不完全對得上號……但我轉念一想：市委會議關于天安門事件那段話，與我記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的話相比，有很大的進步，甚至可以說翻了過來。市委的那幾句話雖然沒有寫明天安門事件的性質(zhì)如何如何，實質(zhì)上是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為中央沒有表態(tài)，不敢明白地寫出來。現(xiàn)在新華社發(fā)出一條新聞，加上他們擬的那個標題，把市委幾句話的實質(zhì)點破，也許可以促使這個問題的徹底解決。

　　最終，于光遠也表示贊成。

　　15日晚上7時左右，臨發(fā)稿了，曾濤又打電話給穆青，說：“怎么樣？穆青，下決心就這么發(fā)好不好？”

　　穆青說：“好啊！我們大家都同意這么發(fā)。”

　　曾濤又說：“如果這篇稿子出了問題要坐牢，你可得陪著我一塊去。”

　　穆青回答：“行，我跟你一塊去。”

　　1978年11月15日，新華社通過電波向全中國發(fā)布了這條重要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

　　第二天，中國的許多報紙都在頭版頭條以通欄大標題刊登了這個只有239個字的消息。

　　當天的《人民日報》送到京西賓館會場的時候，舉座皆驚。代表們興奮地爭著去跟曾濤握手。

　　于光遠還記得，那天上午8點多他去西北組住地的會議室，紀登奎坐在沙發(fā)上一言不發(fā)。后來忍不住了，說了一句“像這樣大的事，總應該在政治局談一下才對”。他是政治局委員，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事先他一無所聞。當時在場的人幾乎同時說：“這么做有什么不好？”“新華社發(fā)出這條新聞實在太好了！”紀登奎就不再出聲。

　　胡耀邦看到這一天的《人民日報》，嗔怪胡績偉：你們事先也不打個招呼！

　　晚上吃飯的時候，江西省委書記白棟材和新疆自治區(qū)委第一書記汪鋒，都對曾濤表示，如果你因此在新華社呆不下去，歡迎你到我們那兒去。

　　林乎加給曾濤打電話問他那個標題是怎么加上去的，曾濤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反問道：“這條新聞報道北京市委會議的話與事實有無出入？”林乎加說：“沒有。”曾濤就說：“加標題發(fā)稿是我們新華社的慣例，這事由我們負責，你不必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