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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培訓來，“春風行動”最難的，還是就業崗位的落實

　　本刊記者/楊正蓮

　　肇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疊加上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二者共同放大了中國的失業影響。如何解決2000萬農民工的就業問題，成為當前各級政府的重點工作。

　　“核心工作就是保就業”

　　“就業工作是今年國家經濟生活的重中之重，核心就是保就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一定要千方百計增加就業” 的思路，已經成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幾個部門的首要任務。

　　春節過后，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要求，積極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這主要是因為，2000萬農民工滯留在鄉村，不僅會帶來當地極大的經濟壓力，也會滋生許多社會問題。

　　“部里已經就具體的指導意見下發到各省，各省正在執行，現在我們打的是一場保就業‘大戰’。”一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人士說。

　　此前的12月19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推出了具體針對農民工群體的“春風行動系列活動”。

　　“春風行動”其實不是一個單獨的行動，而是一個總稱。行動本身由人保部發起，強調“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鼓勵企業穩定就業崗位，鼓勵勞動者多渠道就業，強化公共就業服務，實施職業技能培訓，并強化政府促進就業行動責任”，后來其行動外延被大大延伸，擴展到所有政府機構為農民工就業提供的服務。

　　與此同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派出十來個調查小組，分赴全國主要勞務輸出、輸入省份調研，參與和指導地方推動農民工就業工作。

　　2009年2月16日，《中國新聞周刊》從人保部得知，日前該部各司局領導帶隊的工作小組，已經完成調研工作回到北京，相關情況將在近期舉行的全國會議中公布。

　　很顯然，節后形勢嚴峻，其中工作崗位的缺乏最為嚴重。故此，針對企業的一些剛性規定出臺。

　　比如，2月10日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做好當前經濟形勢下就業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各部門“規范企業裁員行為”，“企業需要裁減人員20人以上，或者裁減不足20人但占企業職工總數10%以上”，需提前30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意見后，向當地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報告裁減人員方案。這被認為是從源頭上控制失業的最嚴厲的舉措。

　　但是企業的用工與政府的要求之間，無疑存在差異。如何解決這一差異？

　　2008年12月22日，人保部、財政部等部委聯合發出通知，提出了降低社保費率、暫緩繳保費、失業保險基金用于社保補貼、對不裁員企業員工培訓進行補貼等五項措施。

　　鄭功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前需要針對就業問題采取一攬子方案，“任何單項措施都不可能奏效，中央政府應該加強政策引導，要有大格局、大調整。”

　　從現實的操作層面來講，中央政策的引導可以從加大公共投入、給中小企業減稅讓利、擴大技能培訓、提高就業服務水平等方面入手。

　　鄭功成認為，既有的就業促進措施之外，政府還可以調整產業政策，大力發展保障性住房、旅游、文化等行業，“從而拉動內需擴大就業，同時還能改變人們的生活理念提升文化素質。”

　　“應該考慮是不是可以把就業崗位的增長列入評價政績的指標。”鄭功成說，“包括評估如何結合4萬億的投資來增加就業。”

　　各地“春風”

　　地方中最早行動起來的，是去年受金融危機沖擊最早的廣東勞務輸入地東莞。

　　2月17日，東莞啟動面向外來工群體免費就業推薦和咨詢服務的“春風行動”，至3月10日，東莞市準備舉辦“春風行動”現場招聘會29場。

　　在火爆的招聘現場，各勞動就業服務中心工作人員開始放下架子，為外來務工者提供求職登記、崗位信息、職業介紹以及有關政策咨詢等服務。東莞還規定，前往求職的外來工一律免收報名費、信息查詢費和求職中介費。

　　類似于東莞這種以強化服務為主的“春風行動”隨即在全國各地展開：

　　北京市勞動保障部門2月12日表示，將在一個月內采集10萬個就業崗位提供給外來農民工；湖北省勞動保障部門表示，春節前已從各個渠道為農民工籌集了43萬個崗位，其中武漢市有6萬多個崗位；2月上旬，青島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組織了23家用人單位前往河北省邯鄲市舉辦了三場“青島—邯鄲就業援助招聘會”⋯⋯

　　除了提供就業崗位與培訓之外，農民工創業也被納入地方的應對思維之中。

　　河北省工商局2月5日宣布，無論從事何種行業的合伙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注冊資金最低一元人民幣即可辦理營業執照，而且無須審驗注冊資金。河北省工商局主管注冊工作的副局長金洪鈞向媒體表示，“在當前經濟形勢下，此舉是為了進一步推進全民創業。”

　　在廣東，本省返鄉創業的農民工，可按程序向當地勞動保障部門申請提供最高不超過5萬元的小額貸款，農民工創業從事托兒所、幼兒園、養老院等機構可免征營業稅。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貴認為，長遠來看，最重要的還是要開發城市就業市場，加快城鎮化步伐，推進農民市民化，“我們的生活有多少不方便就有多少市場。不對城鄉結構失衡進行調整，這種失業就不會有多大改變。”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