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改變城市本位主義，要從公民權利平等的角度審視有關農民工的基本制度

　　文/于建嶸

　　近一個時期以來，全社會對農民工處境給予了高度關切。人們從金融危機中大量農民工失業這一社會現實發現，農民工問題不僅是一個城市問題，而且是一個農村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綜合性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問題。而這一切，又都與目前中國農民工群體是漂移在城市與鄉村的社會弱勢群體有關。

　　農民工群體為何漂移

　　首先，農民工勞動在異鄉，但根還在生養他們的鄉村。“農民工”這個詞語最為準確地揭示了這一社會群體的特征：農民的身份，工人的職業，是一個處于城鄉二元社會夾縫中的弱勢群體。他們就像一群候鳥，每年春節后從鄉村飛向城市，又趕在來年的春節前飛回家鄉，大規模地、周期性地往返遷徙，形成中國獨有的“春運”難題。更為嚴重的是，在城鄉二元結構下，由于戶籍等制度的障礙，他們無法擺脫農民的身份，雖然他們的青春、血汗甚至生命都遺落在城市，但終究難以在城市中找到歸屬感，擺脫不了葉落歸“鄉”的命運。

　　由于融入不了城市，農民工群體絕大部分并不放棄自己在農村擁有的土地、房產等權利，這也成為他們規避生存風險的最根本的渠道。再者，農民工的親屬、朋友關系大部分都在農村，這一關系網絡成為農民工群體最為可靠的安全保障——城市里一有風吹草動或春節時期，他們大多千方百計、不計成本回到農村的這個“家”，即使一家數口人都在城市打工。另外，農民工雖然身在城市，但是鄉村選舉、計劃生育等工作中他們并不能擺脫家鄉政府的管理。可見，作為一個“漂移”在城鄉社會間的群體，農民工雖然在城市工作，但他們的經濟資源、社會關系和政治控制都扎根在農村。

　　其次，農民工出賣勞動，但沒有固定的職業和職位。農民工從事的是工人的工作，但工作極不穩定。一般而言，他們的職業流動和職位變換速度遠遠快于城市工人。他們大多數人從一個工廠(職業)流動到另一個工廠(職業)，短的一般幾個月甚至數天，長的也有三到五年時間，但大多數每一個工作持續時間是不到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工雖然職業流動頻繁，但社會地位卻上升得極慢，基本都是在某一階層水平流動，而農民工中的大部分人，終其打工生涯都在從事最繁重的體力勞動。

　　農民工職業之所以流動頻繁，表面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從事的大多數是體力勞動或者非技術勞動，這些職業或工種的門檻較低，變換職業或工種幾乎沒有技術障礙；或即使有技術要求，通過較短期的培訓也可能完全勝任。職業變換頻繁的較深層次原因，是由于戶籍等制度的存在。農民工擺脫不了農民的身份，他們中的所有人都幾乎是受雇于私營企業或者成為國有企業中的臨時工，工作單位與他們之間完全是單純的勞動與資本交換關系，這些單位很難給他們提供固定的工作。另外，農民工從事的行業大多存在季節性用工需求，而且農民工作為勞動的供給方，由于數量巨大，相對于資本則處于弱勢，這使得廠家在用工淡季時隨時可以解雇他們，也間接造成了農民工的職業流動。

　　再次，農民工生活在城鎮，但不享受城鎮居民的待遇，這也是農民工群體在主動維權中至今尚未全面顧及到的方面。與城鎮居民同在一個城市工作，但絕大部分農民工都難以如市民一樣享受到醫療保險、子女教育、失業保險、住房等各種社會保障，究其根本，還是城鄉二元體制帶來的城市對農民工的歧視在作祟。

　　以農民工養老保險為例。本來養老保險被視為保障農民工基本權益的一項重要舉措，但社科院農村所的一項調查顯示，90%以上的農民工沒有購買養老保險。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現階段推行的養老保險基金區域統籌與農民工跨省區流動存在尖銳矛盾，農民工調換工作崗位后沒有辦法轉移、保持養老保險關系；即使個別能轉移，但是費時費錢費精力，使農民工很難真正老有所養。這也是農民工消極對待養老保險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說，問題的關鍵是目前各地實施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存在不便民和不利民這一根本性的缺陷。享受不了市民待遇的農民工自然很難產生對工作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形成身在城市、心卻“飄”在農村的局面。

　　最后，農民工有巨大群體，是一個很大的板塊，卻又是漂移的碎片，尚未有能真正切實代表他們利益的組織。雖然在現實中政府大力鼓勵農民工加入工會，并稱在2010年前實現農民工組建工會和入會的全覆蓋，但現實卻表明，由于資金、體制和管理等各種原因，工會很難在維護農民工的權利方面有所作為。當農民工與資本方發生沖突時，工會更多的是出來安撫農民工，促其讓步，而很難真正維護農民工利益。另外，由于宏觀體制環境的影響，當前部分地區成立的農民工維權NGO普遍面臨著法律、政治、民間合法性的缺失，發展空間有限，維持自身生存尚且捉襟見肘，去維護農民工權益更是力難從心。

　　如何改變農民工的漂移狀態

　　正是由于上面這些因素，才使農民工問題以目前這樣的方式綜合性表現出來。這也決定，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綜合性的配套方案。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下面這三個方面的工作是解決農民工不再漂移的關鍵。

　　第一，改變城市本位主義，要從公民權利平等的角度審視有關農民工的基本制度。首先要將戶籍制度改革進行到底，以保障農民的平等就業權和遷徒自由。同時改革農村土地制度，讓農民可以進城。《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承包期內，承包方全家遷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業戶口的，應當將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發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發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也就是說，如果農民要改變身份，離開農村時，土地并不能作為其財產而為他在城里創業提供資金。這實際上是阻礙了農民實現身份轉換。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把土地真正當成農民的財產，許可他們進行轉讓和抵押。

　　第二，消除地方保護主義，要從社會穩定大局和發展角度來正視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社會保障要地方化，如實行養老保險基金區域統籌等；保障農民子弟享受國民教育的權利；克制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保障農民工提請勞資爭議處理的權利；用剛性規定，轉變政府職能，維護農民工的基本權利，如清除地方性限制農民工就業的歧視政策、各地建立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和保障農民工的休息休假權、勞動安全保護權、接受職業技能培訓權等。

　　第三，改變國家全能主義，要培育農民工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開放社會組織，讓農民工有自己的利益組織和代表。讓農民工有自己的利益組織不僅是為了維護農民工的基本權利問題，而且對社會長期穩定的發展是有益的。因為，農民工有能力主張自己的基本權利，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約處于強勢的資本所有者和公共權力掌握者對農民工的侵權行為，使社會處于相對均衡。相反，如果我們不許可農民工具有集體談判的能力，而把農民工的命運交給那些只為獲得最大化利潤的企業主及個別進行權錢交易的官員，那就會有更多的農民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并進而影響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