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北京像個花園，那里面也應有朵格桑花在綻放。”

　　本刊記者/孫冉 楊龍(發自拉薩、北京)

　　康巴漢子橫行康區自帶刀。

　　刀對他們來說，既是雄性的象征，還有防身、割肉的便利。他們是草原的吉普賽人，逐水草而居，好斗和不羈是身后的土地留給他們的印記。

　　當年，北京對于康巴漢子澤郎王清，就是心中那片遙遠的水草。與其說是征服，不如說是迎合。他剪去了長發，摘下了佩刀，脫了藏袍，不帶絲毫康巴印記就進城了。

　　在北京，他置了家，娶了北京女子，開的藏族餐吧，還醉倒了不少城里人。

　　但每到夜里，他還是想起心中的“瑪吉阿米”，那東方高高的山尖和女神醉人的笑臉。在城市里，“瑪吉阿米”是這個男人的現實；而在內心深處，“瑪吉阿米”是他遙遠的鄉愁。

　　它們總是交錯地出現在澤郎王清的生活里，矛盾且又關系牢靠。這種復雜的背景，讓這個康巴漢子的生活充滿著不確定性，讓他游離于城市的商業和內心深處的后花園之間。

　　尋找“瑪吉阿米”

　　澤郎王清出生在四川阿壩哈拉瑪大草原一個游牧家庭，用他的話說他的家鄉又窮又偏遠，但景色美得令人心醉。人們延續著游牧人的生活已經數百年，澤郎王清在那里一直待到15歲。

　　之后他被四川人民廣播電臺聘去做藏語播音員，從此就進了城。這是1981年，他在成都有了一份令人艷羨的“鐵飯碗”。即便他花一個小時就能完成一周的工作，之后就無所事事，但他還是干了10年。

　　其中有一年三個月的時間，他把自己與現實隔離開來。他突然有一個迫切的愿望，要把藏文學好。

　　澤郎出生在文革時期，那時藏語是封建殘余，學校里教的都是漢語課本。依靠家族的維系，他會說藏語，但不會寫。

　　在成都工作時，中央民族大學是全國唯一教授藏語的高校，單位想送他去深造，但他固執地認為一門語言是和它的文化密切相關，怎么能到一個沒有藏文化傳統的地方去學習藏文呢？

　　他來到一座4000多米雪山的腳下，追隨一位在此修行多年的高僧。這里是一個宗教教派的智慧舌心，著名的佛學堂；可也是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除了一間30平米的木屋，夜里只與風聲、鳥聲、蟲聲、狼聲為伴。

　　毫無干擾的生活讓澤郎王清的藏文進步神速，因為藏文的學習要從歷史、文化、佛經入手，他開始真正理解了自己的民族，為本民族的文化和歷史感到自豪。

　　每日與雪山共眠，他懂得了族人對神山、圣湖、對雄鷹的崇敬。他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則：那就是要遵循大自然的規律，同時注重因果報應——這也是藏傳佛教最基本的思想。

　　去深山學了一年多的佛經之后，他卻開了一家廣告公司。之后的1997年，去拉薩潛心求佛，卻陰差陽錯接手了一家餐吧。

　　這是位于拉薩八廓街東南角的一棟黃色建筑。澤郎王清初見它時感到很奇怪，因為藏區的房子是不可以用這個顏色的。

　　黃房子的主人是三個美國女孩，她們告訴了澤郎王清一個傳說：這棟小樓是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曾經下榻過的地方，因為曾有神靈托夢給他，讓他尋找一位月亮般純美的少女，助他一臂之力來普渡眾生。

　　兩人在這里不期而遇，她美麗的容貌印在了倉央嘉措的心上。之后倉央嘉措卻遍尋不獲，于是惆悵的他寫下了著名的詩歌《在那東山頂上》：

　　在那東方高高的山尖

　　每當升起那明月皎顏

　　瑪吉阿米醉人的笑臉

　　會冉冉浮現在我心田

　　藏語中“瑪吉阿米”，意為圣潔母親、純潔少女。澤郎王清在黃房子里泡了半個月，“瑪吉阿米”的傳說似一股力量吸引著他，最終他接手了這家餐吧，取名就叫“瑪吉阿米”。

　　很多人因為澤郎王清的餐吧，才知道了“瑪吉阿米”的故事。而他的餐吧通過餐飲來傳播西藏文化，也成為人們了解西藏的一個溫馨切口。

　　征服北京這片“水草”

　　1999年，“瑪吉阿米”的生意如日中天，幾乎成為到拉薩旅游必去的一個景點。一位從北京來的朋友對澤郎王清說：“你應該去北京開一個‘瑪吉阿米’，北京那么大的市場，全世界的文化都能在那里生根發芽，卻沒有見到過一家像樣的藏族餐廳。”

　　此前，澤郎王清僅去過北京兩次，對北京的了解，限于天安門、長城和故宮。他動心了。1999年冬天，澤郎王清來到北京，為新的“瑪吉阿米”選址。

　　那時他手中僅有的資源是：十幾萬的存款，刊登分類廣告的報紙。他想找一個外國人、白領、文化人聚集的地方，拉薩店中的客人大多就是這種類型。按照報紙上的廣告，澤郎王清在使館區、燕莎、國貿生活區尋覓，卻總找不到讓自己滿意的地方，要么價格太高，要么房子的大小不合適。

　　就這么斷斷續續找了兩年的時間，直到2001年的春天，澤郎王清終于看中了秀水南街一家200多平米的店面，這家店緊鄰使館區，眾多外國人出入。

　　澤郎王清剛開始操作時，有個北京朋友非常熱情地想與他結盟。但在洽談具體事宜時，兩人的理念發生了矛盾。這個北京生意人堅持要以最小的成本攫取最大的利潤，他對澤郎王清想盡可能展現藏族文化原汁原味的想法嗤之以鼻。

　　但澤郎王清一直謹記高僧師傅最后對他的叮嚀，“信仰藏傳佛教，并不意味著要待在廟里念經，你可以做任何事情。若走了商道，就要遵守一個原則：一定要用心創造產品，與別人公平對等地交易。”

　　北京“瑪吉阿米”的所有家具裝飾全部從西藏運來，一輛加長大卡車，兩個司機日夜兼程走了4天4夜。梁、柱上的壁畫請了3位西藏畫師一筆筆精心繪制。窗旁的燈籠，墻上的藏歷、唐卡，頂棚上的八寶布簾、屋梁上的木制面具，全部在西藏訂制。服務員和廚子也從藏區尋找，光裝修就花了兩年時間。

　　“我要在北京呈現一個真實的西藏。這既是商業行為，也是文化行為。以藏族餐飲為載體，把藏族文化中諸如建筑、繪畫、民居、歌舞，都在這里得到展示。如果用假的東西去模仿，那就沒有生命力了。”澤郎王清把原生態文化看得很重，他說，如果北京像個花園，那里面也應有朵格桑花在綻放。

　　之后北京陸續開了很多家藏式餐廳，也不乏藏人老板，但名氣始終都不如“瑪吉阿米”。

　　這十年，他像候鳥一樣生活，夏季回到拉薩，冬天來臨之時飛到北京。總呆在北京，還是讓他有些不習慣。他喜歡拉薩，雖然這里的商業游戲規則已經和內地無異，有時回來也只為了看看藍天，讓心透徹。

　　據估計，在北京的西藏人近萬，大多從事與文化相關的工作。藏族人來北京找工作，首先都會想到“瑪吉阿米”，這里也成為了他們集體抒發鄉愁的地方。

　　藏人或許是最無法割舍鄉情的民族，澤郎王清有一些朋友，即使在北京已經扎根20多年，最終還是失望地離開了這里。理由因人而異，但追其根源，澤郎王清說那應是藏人骨子里的東西，與信仰有關。

　　“瑪吉阿米”的北京傳奇

　　澤郎王清的愛情也因“瑪吉阿米”而到來。

　　在為北京“瑪吉阿米”尋找店鋪的過程中，康巴漢子澤郎王清與土生土長的北京白領牟向暉在一次聚會上認識了。

　　他們的世界太不相同，一個恣意馳騁在草原，一個在跨國公司的寫字樓里得心應手。但他們還是無可救藥地相愛了。

　　牟向暉說，第一次見這個康巴漢子，他講了很多他的經歷，還有他自己對藏文化的理解。“那種感覺是以前沒有過的，無法描述。我覺得好像突然有人在我面前打開一扇新的窗戶，外面是我從沒接觸過的世界。”

　　澤郎王清邀請牟向暉游成都，很快又去了西藏。澤郎特別喜歡納木錯，他說要帶向暉去看日落。他們碰到了一個極為壯觀的日落，向暉從來都沒有見過那么漂亮的夕陽，整個半邊天都是紅的。

　　度完假，再次回到寫字樓，她感到恍恍惚惚、亦幻亦真，原來熟悉的工作突然難以適應了，看著西藏帶回的照片，她對那片神圣的土地和這個神奇的男人充滿了敬意和迷戀。

　　他倆的關系，牟向暉家里并沒有太多意見，倒是澤郎王清的一些藏族朋友在席間口出不遜：漢族人很狡猾，不誠實，常常說了話不算。向暉有些不快，但她知道那不是針對她個人的。

　　澤郎王清是虔誠的藏傳佛教徒，每天早晚都要念一段經，到北京后依然如此。“他會忘了洗腳、刷牙，但是不會忘記念經，即使是喝醉了，也不會忘。”牟向暉笑著描述她的丈夫。

　　他念經的主要目的就是感恩，也為妻子祈福。受丈夫的影響，牟向暉也開始信佛。同《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交談期間，她不忘時常撥動手中的佛珠，這成為戰勝他們之間隔閡的突破口。澤郎形容妻子信佛后，“心里仿佛點燃了一盞明燈”。

　　結婚之前，澤郎王清有過另一段婚姻。至今，澤郎還與前妻及其父母保持著家人般的關系，前妻及父母到北京來玩時，澤郎恰巧不在，全程都由向暉接待。

　　澤郎對此很不以為然，他說難道我們夫妻不成，還不能做朋友嗎？應該是一種以誠相待的關系，這也是對于緣分的崇敬。

　　兩人的分歧多在工作上，“她更理性，我更感性。我總想著闖蕩和冒險，想像牧人一樣繼續行走，她更希望安于現狀的幸福。”很多人問澤郎王清，北京是你的目的地嗎？他的答案永遠是：這里只是我的一個夏季牧場。

　　用信仰化解誤會

　　澤郎15歲離開康區后，康巴漢子的印跡就越來越淡，桀驁隱在眉間，流浪的本性流淌在他的骨血里。如今，他已經很少與兒時草原上的玩伴來往，他們中的有的做了公務員，有的依然過著游牧生活。

　　不穿藏袍的他依然懷念游牧人的生活，提起馬背飛揚的日子眼睛就發亮。那是怎樣一種瀟灑啊：在草原上經常走到天黑就隨地住下，脫下藏袍當被子蓋，馬鞍作枕，羊毛墊子墊鋪，草原就是床，滿天繁星伴入眠。

　　生活方式的傳統還在，但一些變化也在悄然發生。

　　澤郎王清發現，這幾年康巴人開始鎖門了，以防偷盜，這在從前是根本沒法想象的。路上看到牽著馬的康巴漢子，停下來想同他合個影，但他已經懂得了張口要錢甚至敲詐。還有一些年輕的康巴小伙，看多了電影中黑社會的打打殺殺，也搞起了流氓幫派。

　　這些讓澤郎王清既憤怒又痛心，強勢商業文化的侵襲不可避免，經濟發展給人們帶來很大便利的同時，靈魂深處很純真的那些品格也隨之被污染了。

　　澤郎王清走了很遠，他說自己始終沒有迷失，他既保留了傳統藏人對信仰的執著，又對現代商業文化兼容并收。他說他讀懂了藏傳佛教的核心，并運用到人生中，“不理解的話只能是迷信，回到現實，信仰就崩塌了”。

　　生活似乎總是那么一帆風順，但自去年，他開始遇到了一些小麻煩。頭一件事是，拉薩“3·14事件”后，北京的兩家店里，顧客突然少了一大半。

　　店里近百名員工中，九成是藏族人，餐吧因而成為“重點關注”對象。常有不速之客到店里來詢問，員工們都很緊張。有顧客打電話來訂位，在電話里問服務員：“我們是漢族人，來店里吃飯不會挨打吧？”他和妻子哭笑不得。

　　這是他闖蕩北京近十年來，頭一次碰到這么棘手的狀況——即使是2003年讓餐飲業元氣大傷的SARS，也沒有令“瑪吉阿米”如此難熬。

　　第二件頭疼的事發生在2008年5月，老店的一些員工宿舍的租房合同到期，房東不讓她們住了。此時離“3·14事件”過去不足兩月，奧運會又臨近，找房子歷經艱難。一聽說是集體宿舍，而且是藏族，幾乎沒有人愿租房子給他們。

　　妻子牟向暉承認，店里的員工會有點擾民。即使在餐館里歌舞了一個晚上，夜里下班回宿舍的時候，這群藏族年輕人還經常會手舞足蹈。偶爾，他們還會因為醉酒給鄰居們惹點小麻煩。

　　“3·14”之后，澤郎王清給大家開會：不許喝酒、不許擾民！這群單純的年輕人也知道了形勢緊張。

　　五六個藏族姑娘搬了好幾次家，實在沒有去處，最后只好搬到新店的宿舍來，跟其他女孩子們擠在一起。

　　對于這一切，澤郎說他能做的只是通過“瑪吉阿米”來慢慢化解其中的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