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關注強制拆遷的話題。在節(jié)目開始，我們先來看一段驚心動魄的拆遷場面。

　　“你們是哪個法院的，也沒有法院的判決書，如果沒有，就是強占我的土地，侵犯我的財產。”

　　這名站在樓頂上的女士名叫潘蓉，在發(fā)生前面片子所記錄的那一場沖突之前，潘蓉的家是一幢建筑面積480平米的四層小樓，位于上海市閔行區(qū)。潘蓉和丈夫張其龍都出生在這個區(qū)的鄉(xiāng)鎮(zhèn)。上世紀90年代夫婦二人到新西蘭留學，之后又取得了新西蘭的國籍。2004年夫婦二人回國，把屬于張其龍父親的一所農村住宅翻蓋一新，張其龍也開始回到國內工作。然而2008年，潘蓉接到的一紙虹橋機場交通樞紐的拆遷裁決，打破了他們一家平靜的生活。上海機場集團要興建機場的交通樞紐工程，而潘蓉的這棟小樓正好位于這一工程項目的范圍之內，因此潘蓉一家必須在期限之內辦理原先的住所，房屋將做拆除。作為房屋被拆遷的補償，潘蓉獲得每平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補貼，以及1480元的土地補償。計算下來潘蓉的拆遷補償是67.3萬元。

　　上海市居民潘蓉：“我就跟動遷組說，我說你那個價格評估出來67萬，那樣我給你70萬，你就跟我買一個跟我差不多屋況的，如果跟我一模一樣那我就為難你了，就跟我差不多情況的這個房子，你給我去買一個，他說這不可能的。”

　　潘蓉所在的閔行區(qū)是上海市最大的行政區(qū)，臨近虹橋機場。在住宅市場上，它屬于上海市的四類地區(qū)，類似的房屋在市場上的交易價格早已經高達每平米1萬5千多元。潘蓉的住宅雖然不是商品房，但是這套小樓，僅僅靠一層二層的向外出租，就能獲得每月4000元的租金。潘蓉用常識來衡量，也覺得這個補償價格顯然不符合市場。 因此潘蓉一家商量決定：既不認可這個評估，也不在拆遷協(xié)議上簽字。

　　潘蓉：“你不能把我那只羊牽走了，然后拿一只雞來跟我說，我這只雞很漂亮，然后你看他會下蛋，會怎么樣，硬塞給我，我不要，你還是把那只羊牽走了，那不行的。”

　　不能進行協(xié)議拆遷，上海市閔行區(qū)的這個虹橋樞紐工程還得要順利進行下去，在履行了告知，送達拆遷行政裁決書15天以后，潘蓉仍然沒有搬走，閔行區(qū)政府啟動了了對潘蓉的房屋進行強制拆遷的程序。

　　上海市閔行區(qū)華漕鎮(zhèn)政府副鎮(zhèn)長高寶金：“碰到矛盾做工作，做不聽的按照程序走，也只有這個辦法，你其他沒有辦法。”

　　高寶金，華漕鎮(zhèn)政府副鎮(zhèn)長。也是主管鎮(zhèn)里拆遷工作的領導。在實施強制拆遷的當天，高寶金也在現(xiàn)場，協(xié)同閔行區(qū)政府以及公安、消防、城管以及閔行區(qū)房屋土地管理局等各有關部門組織執(zhí)行強制拆遷。

　　潘蓉：“那天是早晨很早大概7點那個樣子，7、8點那個樣子，就聽著嘩啦嘩啦機器的聲音，我在說汶川地震我們家里怎么了，然后跑那里一看那些機器就過來嘛，它過來的時候不是那種壓重很重的嘛，很沉的嘛，然后我就說好像不好了，他們真的要動手了，要拆了。”

　　八點15分，強行拆遷開始實行。

　　潘蓉：“那些人就沖上來了，扔石頭的扔石頭，然后謾罵的謾罵，第一個鏟車上來的時候，把我們家一層的那個門，因為是防盜的那種鐵門，一下子就是撬開，就沖上來了，沖到了我們家的三樓，沖到了三樓的時候，我們家里面，三樓還有一道防盜門，然后他們沖不進來，然后又在那個上面又叫又跳。”

　　強制拆遷果然事到臨頭了。究竟應該怎么辦？潘蓉覺得自己還不是那種釘在工程上，提什么條件都不肯搬走的釘子戶。在她看來，她所要求就是一個符合市價的賠償價格。但是除了基本沿用原有的拆遷補償方案以外，潘蓉幾乎沒法和拆遷方協(xié)商到一個更高的價格。幾次協(xié)商價格無門，搬遷無法完成，拆遷的強制程序卻開始一步步啟動了。

　　高寶金：“我跟你老是說你不通，那不通工程不干了，你說一年不通，五年不通，十年不通這個工程別搞了，那國家肯定要采取措施嘛。”

　　潘蓉：“我就拿著那個話筒嘛，我就對著來拆遷的人，就面對面的勢均力敵的那種嘛，然后我就跟他說，這是我的合法財產，如果你拿了法院的判決書呢，法院如果判我是違法的，那拿了法院的判決書我就是開門讓你們進來拆，但是如果你拿不出來，你那種沒有法院的判決書，那就是屬于違法的，那我要保護我自己的財產的，我要反抗的。”

　　站在四樓陽臺上用電喇叭喊話的，就是潘蓉本人。通過喊話，要求拆遷方出示法院的文書，在她看來如果沒有法院的判決認定他們家的財產已經被剝奪了，那么他們就始終擁有對這棟房屋的權力，這種權力就應該受到法律保護。

　　潘蓉：“那天我們還看了《物權法》，我說那個《物權法》非常好，然后我們還深信一點，就是《物權法》都出來，那肯定是按照《物權法》，國家的法律都在那里面，怎么可能跑到人家家里來然后把房子拆掉，然后我跟你說，給你多少補償款，你就拿多少補償款，你總是有一個標準在那里，你沒有標準怎么可以這樣做，所以我們就很理直氣壯的。”

　　強制拆遷是對拆遷戶的侵權，潘蓉的這種說法并不只出現(xiàn)在她一家。華漕鎮(zhèn)的高副鎮(zhèn)長說，幾乎每一家強制拆遷戶，都用這條理由抵制拆遷。每一次高寶金都覺得自己是磨破了嘴皮子和居民解釋，但這種解釋往往都不被對方認可。

　　高寶金：“你說你現(xiàn)在有一部分人，到現(xiàn)在為止，他認為你這個動遷不合法，你動遷都有文件，都上面有文件的，他還說你們不合法，就是他這個腦子轉不過來，你怎么講他也轉不過來。”

　　拆遷戶拿的是《物權法》和高寶金爭理，認為拆遷方侵犯了他們的物權；而高寶金帶的是《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十九條的規(guī)定，拆遷人也就是通常說得拆遷公司如果已經履行裁決規(guī)定的義務，被拆遷人人在裁決規(guī)定的搬遷期限內拒絕搬遷的，房屋所在地的市、縣人民政府可以責成有關部門強制拆遷這一條款進行解釋。但是雙方各認各的法律，各說各的話，無論如何也沒法達成一致。

　　高寶金：“我也搞不清楚，因為所有的強遷程序，所有動遷的法律規(guī)定都給他們了，他們轉不過彎子來。”

　　記者：“就在這一點上雙方是很難一致的？”

　　高寶金：“當然這是少數(shù)，因為五千戶人家，不可能都，有的人腦子別住了，你怎么說也，做了一百多次工作也轉不過來，這么個情況。”

　　九點，潘蓉家的大門被推土機鑿開，拆遷人員進入樓內，要把潘蓉一家清除出樓房實施拆遷，但是由于潘蓉家里一二層用于出租，三四層還有一個防盜門，所以拆遷人員到了三層以后沒法上樓，雙方隔著門開始叫喊，地面的人開始向四樓扔石塊。氣氛也變得越來越緊張。9點15分，挖土機開始鑿房屋的外墻，樓下的陽臺被機器手拍斷，部分墻壁開裂并且傾斜。

　　潘蓉：“當時他們拍我們的圍墻，拍我們墻的時候，我先生就開始跟我說，不行了，要阻止他們，然后就給他們扔汽油瓶的。”

　　潘蓉站在頂樓的陽臺上，要求拆遷方提供法院文書。但是這個做法對于阻止強制拆遷的進行并不奏效。潘蓉和他的先生張其龍開始扔擲自制的汽油瓶。事實上，潘榮也知道，自己的這一做法已經觸犯了《治安管理條例》相關的條款。對于自己當初做出如此瘋狂而且不理性的舉動，潘榮坦言當時自己心里是非常害怕的。

　　潘蓉：“就是很緊張，我也很害怕了，我上去的時候還喝了大半杯的，我們家不是有那個酒，喝了大半杯的威士忌，我想壯一下自己的膽，壯著膽子上去的。”

　　閔行區(qū)交通建設委員會主任吳仲權，當時任閔行區(qū)虹橋樞紐動遷指揮部的主任，金至今他仍然記得現(xiàn)場的情景。

　　記者：“當時丟汽油瓶的時候，這邊有沒有害怕？”

　　閔行區(qū)交通建設委員會主任吳仲權：“沒有害怕。”

　　記者：“有車什么的，下面不怕得下來？”

　　吳仲權：“這個沒有的，我們安全工作做好的，他把燃燒瓶扔在我們好象那個抓斗機上。”

　　吳仲權告訴記者，當潘榮扔下汽油瓶的時候，現(xiàn)場的拆遷人員始終保持克制的態(tài)度，他們完全可以對潘榮采取更加嚴厲的反制措施，但是當時他們并沒有采取任何過激的手段。

　　吳仲權：“這種事情呢怎么說呢，反正現(xiàn)在好象各地這樣的情況都發(fā)生，但是我們還是，是這個情況，后來因為他用燃燒彈燒煤氣，涉及到一個治安問題，所以說作為治安問題來處理。”

　　就像華漕鎮(zhèn)副鎮(zhèn)長高寶金所說的那樣，幾乎每一家強制拆遷戶都用《物權法》與拆遷方手里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對峙。這兩部法律法規(guī)為什么會打起架來呢？

　　是啊，潘蓉扔汽油瓶的舉動，按她自己的說法，確實是非常瘋狂，非常不理性，也觸犯了我國的法律法規(guī)。那么她的汽油瓶能夠阻止得了這次強制拆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