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拆遷管理條例》和《物權法》的現實版“大戰”該如何解決？

　　潘蓉告訴我們，她和丈夫張龍其都是新西蘭國籍，如果依照新西蘭的法律，即便是涉及到公共工程的拆遷，先是政府給出一個評估價格，如業主覺得不公道，政府會出錢，讓你到市場上隨機挑選兩個權威的評估機構，選擇平均評估價格支付。

　　可是在國內，《物權法》和《城市拆遷管理條例》的矛盾，卻在現實中演繹成了潘蓉夫婦與拆遷方的對立。兩個人的汽油瓶保衛戰最終能讓鏟車停下來么？再來看看事件的結局。

　　潘蓉：“噴了我以后我就退出去了嘛，退回房子里換了衣服，再到樓上去，但是那時候我的兒子就在那里哭了， 因為他在三樓，他拍的就是他腳下的二樓，他肯定最清楚，就是那種房子的震動，他感覺到了，他哭了在里面，就哇哇哭，又哭又叫。”

　　兒子的哭鬧讓潘蓉放棄了阻撓強制拆遷的行為。房屋最終被推平了。至今回憶起這一段經歷的時候，潘蓉也覺得，這樣瘋狂的舉動簡直就像是做了一場夢。因為用投擲汽油瓶等違法手段來抗拒政府拆遷，事后潘蓉的丈夫張其龍被判妨礙公務罪。

　　上海市閔行區華漕鎮政府副鎮長高寶金：“刑事案件，因為政府強遷合法的，你跟政府對抗，那肯定觸犯了法律，那肯定要處理的。”

　　導致潘蓉始終不能和拆遷方達成協議的重要原因就是拆遷的賠償過低，那么這樣的補償辦法究竟是如何制訂出來的呢？虹橋機場動遷辦的工作人員告知記者，這個方案是由閔行區政府的各相關部門開會決定的。記者仔細研究了虹橋樞紐的補償方案，對于賠償方面，該方案使用的是該地區的土地使用權基價作為賠償標準，然而建設部在2004年就曾經明文規定，地方政府使用土地權基價的做法與《拆遷案管理條例》規定的以市場評估作為賠償依據是不相符的。

　　記者：“你覺得這個是市場價格評估嗎？”

　　吳仲權：“應該說計劃帶市場。”

　　記者在閔行區政府和樞紐工程建設公司簽訂的土地拆遷大包干協議當中看到，建設公司委托給區政府的征地款是每畝地130萬元，整個虹橋機場的拆遷總費用高達148億元。但是政府補貼到農民手中的征地款是每畝地38萬元。那么每畝地余下的100萬元費用是由政府取得了？對于記者的疑問，吳仲權認為，閔行區虹橋樞紐這個地塊，是在政府的改擴建消息出來以后才大幅提升的，因此由之獲得的土地增值價值也不應該由群眾取得。

　　吳仲權：“它主要是靠了虹橋交通樞紐這個建設，那么這個建設不是你群眾本來有的，是因為虹橋交通樞紐投資了一千個億，是帶動了區域周邊的房價。”

　　深入了解上海這起拆遷事件，我們發現圍繞拆遷補償、拆遷程序到底是按什么樣的法規標準來執行？政府、業主和法律界人士，各有各的說法。問題的根源也不難理解，就是《城市拆遷管理條例》和《物權法》、《憲法》修正案13條各有各的說法，當事方都認為自己理直氣壯。

　　兩年前，《物權法》出臺的時候，人們就寄希望于它能保護公民的合法財產，避免再出現最牛釘子戶的情況。可為什么兩年后還存在這種法律法規彼此打架的情況，我們也采訪了《物權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孫憲忠。

　　記者：“我們在之前就了解到，在《物權法》出臺的時候，當時就曾經提到過隨著《物權法》的頒布和實施，那么有關拆遷和征地的條例也會進行修訂，但是為什么在之后我們沒有看到具體的修訂的條文出來呢？”

　　中國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物權法》起草人之一孫憲忠：“你談到一個核心的問題了，當時在《物權法》頒布之前，我們實際上就開始這兩個條例的修訂工作，原來要預定就說再2007年的3月份修訂頒布了《物權法》，然后到10月1號，2007年10月1號生效的時候，這兩個條例就應該頒布出來。”

　　記者：“新的這個修正以后的條例應該頒布出來？”

　　孫憲忠：“要修正出來，這兩個條例也要頒布出來同時生效，但是后來這個工作壓力太大，從國務院、從上頭，我們做了很多調查工作，我們也參加這個工作，后來也是因為壓力太大一下子沒有頒布出來。”

　　記者：“主要是因為什么樣的壓力，什么方面的壓力？”

　　孫憲忠：“因為一些地方政府反對，他們認為原來征地拆遷就是我們政府就躲在后面，這個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他們之間進行法律上的協商，我們政府躲在后面給他們做中介人，但是實際上經營土地是政府，出讓土地、征收土地出讓金等等這是政府很樂意干的事情，政府收取的高額出讓金，政府它又躲在后頭，把矛盾的交給拆遷人和被拆遷人，這個做法從法理上是不妥當的，這個障礙就在這里，上海最高一畝地是30萬塊錢，你看就是同樣這一塊地，它給農民30萬塊錢，政府給農民30萬塊錢，然后交給政府，政府然后再交給企業就一百萬，從中賺70萬，就是叫做第二財政，就給政府拿去了。”

　　半小時觀察：警惕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綁架法律法規

　　在現實生活中，為什么像潘蓉這樣的業主拿著《物權法》卻扛不過《城市拆遷管理條例》，擋不住強制拆遷的車輪？孫憲忠為我們揭開了一個已經不是秘密的秘密。在這場法律和法規之爭的背后，隱藏著一場利益之爭，面對靠土地來增加財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勢單力薄的老百姓拿的《物權法》實際上是一個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彈，沒有任何威力。潘蓉夫婦面對強制拆遷采用了一些違法違規的暴力手段，有關部門也對她們進行了相應處罰，但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他們的無奈。幾千年前，孟子就說過：“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這是一個重要的治國思想，國家管理者必須讓百姓擁有穩定的產業和收入，這樣百姓才會有穩定不變的思想，從而社會才能穩定，國家才能富強。胡錦濤總書記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我們應該保護國家和個人的合法財產，這不僅需要我們不斷完善法律體系，更需要我們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相互配合而不是相互矛盾的立法、司法體制，只有公民財產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市場經濟才可能有持續健康的發展動力，中國經濟才能有長遠未來。(記者：鄢聞余 攝像：白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