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人道的協議書

　　一直到2004年12月，在交納了報名費、學習費、差旅費等各種費用3萬多元之后，李紅慧終于獲得了赴日打工的資格，上海外經集團統一為她們預訂了12月18日飛往廣島的航班。12月16日那天，她又接到通知，要求到靖江跟公司簽訂正式的赴日研修協議書。

　　拿到協議書時，李紅慧有些害怕了，“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么苛刻的勞動合同。”記者在這份協議書的復印件中看到，一共有8大項70多小項條款，對研修生在日本的各種生活細節做了事無巨細的規定，其中包括：

　　在日本無親屬、朋友關系；要聽從公司統一安排，不得拒絕或向日方強要加班；

　　不得到指定宿舍以外的地方留宿；未經會社準許，不準私自外出，準許后也不可單獨外出，必須結伴而行；

　　不得與日本殘留孤兒、日籍華人或者其他與工作無關的在日人員聯系；禁止與任何人以戀愛之名同居、結婚或其他致孕活動；

　　對日方管理應絕對服從，其中包括對計件工作、加班及行宿等各方面的安排，不得以罷工怠工威脅日本業主；

　　禁止購買使用手機、BP機等通訊工具；不得使用會社電話，一律禁止與國內外任何電話的聯系；不得與其他會社的研修生相互通訊及信件交往；

　　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日方提出提前回國及索要“歸國理由同意書”……

　　最重要的一條是，如果違反協議書上的條款，構成逃跑或者變相逃跑，回國后，研修生必須向靖江公司支付違約金20萬元人民幣。

　　雖然條件如此苛刻，但已經為出國付出了那么多時間和資金，李紅慧咬牙在協議書上簽了字，“不就是3年嘛，什么苦都忍著就行了，相比來說，上海外經公司的條件不算是最苛刻的了，大部分勞務公司需要拿房產證來做抵押。”而且，她跟丈夫解釋，這樣的機會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的。

　　很多人為了能反復去日本打工，買通勞務中介、翻譯等人，他們就會幫忙疏通海關的邊檢人員，用偽造身份證、護照等出去。“我們那個班里，最多的一個，已經去了日本4次了，做過清潔工、也做過衣服，反正干的都是臟活累活。”李紅慧說。

　　2004年12月18日清晨，李紅慧終于坐上了飛往廣島的航班，同行的是其他76名中國女工。盡管面臨的是不可預知的未來，但她們仍然滿心歡喜，憧憬著3年之后的20萬。

　　工廠里的日本

　　飛機降落在廣島機場，77個人直接被一輛大巴車拉到了廣島東部的福山市，在福山車站，她們被分開，分別被10多個工廠主領走。李紅慧、沈曉梅、繆秀琴3個來自蘇北的姑娘分到了同一家工廠DNS株式會社，工廠位于福山偏僻的農村，坐了一個多小時車才到了老板中山貴史家里，一下車，老板就收走了3人的護照、證件等個人物品。

　　兩天后，3名女工的日本打工生涯就正式開始了。“一進工廠，我們都大吃一驚，都說日本很先進，沒想到還會有這么破的工廠。”李紅慧說，廠房陰暗狹小、機器潮濕陳舊，比她在中國打工去過的深圳、蘇州等地的制衣廠差遠了。DNS株式會社事實上是一家日本鄉村家庭小作坊，主要負責牛仔褲生產中的一道工序，為福山市的其他大型制衣廠提供半成品，最終的成品衣大都銷往東京、巴黎等大城市，價格不菲。

　　老板一家6口人經營著這個小工廠，他們買下了隔壁已經搬往東京的鄰居的房子，作為廠房和工人的宿舍，廠里一共雇傭了11個工人，3個年紀大的日本婦女和8個年輕的中國研修生。老板還把家里閑置的土地分給每個工人種菜，誰種誰吃。福山的農村布滿了這樣的家庭作坊，每年都招募大量的外國研修生作為主要的勞動力，其中，絕大多數是中國女工，李紅慧她們被編入“廣島東部組合”，接受上海外經集團和日方統一管理。

　　1990年代，中國制造開始風靡世界，日本的制造業尤其是紡織業日漸蕭條，雇傭一個日本工人的成本已經讓絕大多數日本制衣老板難以承受。大型工廠可以依靠技術和資金優勢到中國等地開辦海外工廠，維持生計。可是，對于大部分中小企業來說，只能是坐以待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研修生制度提供了大量的廉價中國勞動力，維持了“日本制造”殘存的競爭力，紡織品行業尤其如此。

　　李紅慧3人被稱為6期生，頂替了3個剛剛回國的5期生，她們所要做的工作跟之前在中國的制衣廠里做的事情沒有任何區別。雖然是6期生，但是，生于1977年的李紅慧在8個人里，年紀最大，手藝最好，她很快成了廠里的領班，對工人有什么要求，老板都會先跟她說，讓她通知其他人。

　　工廠里的生活比在中國艱苦很多。每天早上從8點開始上班，一直到晚上10點半休息。日本人對于效率的要求異常苛刻，“在他們眼里，中國一貫都是愛偷懶、不守紀律的形象。”沈曉梅說，“我們那個老板尤其如此認為，簡直不把我們當人看，他規定，上下班前后一個小時內不準上廁所，上午只能上一次，下午只能上兩次。”

　　小車間里裝了3只攝像頭，用來監控工人是否偷懶，剪指甲、打瞌睡、上廁所時間過長，都會被老板在辦公室里看到，從而遭到訓斥。因為害怕被辭退從而被遣返回國，拿不到一分錢，所有的女工從來沒有人敢對老板的訓斥表示過異議。她們只能在福山鄉村的小作坊里，按照老板的要求，日復一日地加班加點。在沈曉梅的日記本上，她清楚地記下了每一天的加班時間，其中最多的一個月是2007年的3月份，一共加了251個小時。按照日本法律，加班工資最少也是每小時600多日元。可是，研修生加班每小時，只能拿到300日元，后來漲到330日元。

　　盡管如此，沒有一個人想離開日本，她們中間很多人都是借債出的國，拿不回20萬，回到家里，無法跟家人交代。但是，到2005年8月份，8個人里還是有一個被老板辭退了。“一個21歲的小姑娘，她翻褲角的速度達不到老板的要求，最后氣得中山貴史把凳子都砸了，要她滾回家去。”李紅慧說，“小姑娘當時就哭著跑出去了，可是，晚上，她父親就打電話到廠里，要我去替她向老板說情，不要趕她走。”

　　李紅慧的說情并沒有見效，小姑娘第二天就被老板打發走了，“她是哭著去廣島機場的，那之后，我們就失去了聯系。”

　　出國前簽訂的那份協議書，像個緊箍咒一樣套在女工們的頭上。在日本的3年里，和所有人一樣，李紅慧恪守著里邊規定的每條每款，因為實在太想念家里的女兒，只有關于打電話的規定得到了老板的寬容，她們可以在每天晚上10點半下班之后，從宿舍往家里打電話。

　　最開心的是收到家里寄來包裹的時候。在日本3年，研修女工們極少有人會在日本買東西，“實在是太貴了，如果在當地解決伙食的話，那3年20萬就剩不了多少了。”沈曉梅說，每個人平時吃的用的都是家里人從中國寄去的，臘肉、牛肉干、方便面、火腿腸、咸魚、蘋果等等。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