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摘》文章：國外如何消解底層怨氣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劉漢

　　印度：民主體制成為減壓閥

　　不可否認，印度民主政治在解決窮人的實際生活問題時并不是很有成效。人們往往發現，選舉、抗議、流行活動結束后，他們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生活沒有發生變化。這樣的選舉常使人想到印度的“霍利節”(又叫“潑紅節”，在這一天，人們不分出身，不分窮富，可隨意向他人涂抹、投擲顏料。節日一過，生活又恢復原樣)，但社會設計這樣一個節日是有其功能的：在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提供一個短暫的平等宣泄機會，緩解了社會壓力。同樣，不能因為民主政治制度沒有解決印度的貧窮問題而否認其作用。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種警示機制，時刻提醒社會，不能沿著忽視社會底層的方向走得太遠。這種體制還起著社會減壓閥的作用，鄉村機構的選舉活動常常給底層的人們帶來宣泄被壓抑情緒的機會，把他們吸引到政治賽場來，在他們的不滿情緒還沒有積累成大“雪球”之前，就宣泄掉了。

　　美國：提供完備的生活保證

　　一項名為《焦躁不安的美國勞工》的研究報告，列出了三分之一的美國勞工幾個方面的生存狀況：三分之一入不敷出；三分之一沒有工作感；三分之一的信用卡債務金額超過他們退休基金中的儲蓄。由于社會制度和保障機制的不同，美國的底層公眾卻有著不太一樣的生活狀態。

　　究其原因有兩點，一是可向政府申請救濟，二是依靠社會救助。在美國的窮人中，假如你連起碼的住所也沒有的話，可以去各類社會救助站，在這里基本可以免費居住兩年，每月只需要交納6美元的飯錢。

　　日本：農民成為中間階級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周維宏教授介紹，日本社會有其獨特的方法加速社會底層的消解。

　　首先，提高農民的社會經濟地位。1947年日本通過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消滅了佃農。同年又制定農業協同組合法，由農民自己組織起來壟斷了農村的商業和金融業。1961年又制定了農業基本法，規定政府有義務使農民的收入和社會其他職業保持同等水平。70年代農民的子弟大量進入城市就業，1972年農民家庭收入開始超過城市工薪家庭平均水平，農民成了真正的中間階級。

　　其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限制資本本身的報酬，不斷增加人力資本的報酬。1960年日本制定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10年之內把國內總產值增加一倍，并改善工人收入。加上曾長期實行的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工資制度，使得同代人的工資收入大致相近。

　　第三，加強政府的收入調控和平衡社會福利能力。由于日本自1955年后建立了長期穩定的55年政治體制，而這個體制的最大特征就是“一個半政黨”，其中的“半個黨”即社會黨作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很好地發揮了社會制衡作用，推動制定了一系列的社會矛盾調節法律制度。

　　(摘自《中國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