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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間的不合作制約著長江三角洲經濟發展。專家認為，互補才能共同發展

　　以1%的土地面積、6.25%的人口創造了全國20%的GDP，“長三角熱”持續升溫不無理由。一份由20位市長共同簽署的《市長論壇紀要》認為，長三角地區是全國發展速度最快、投資環境最佳、經濟內在素質最好、創新能力最強的地區之一。

　　但長三角遠非到了可以高枕無憂的地步。正如很多專家所指出的，目前長三角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各自為政。

　　“長江三角洲地區互補才能共同發展”。曾任寧波副市長、現任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的劉福垣，對長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有親身的體會。

　　“藏富于民”

　　新聞周刊：長三角地區9萬平方公里土地，7000萬人口，產值卻占國家GDP的20%，被譽為拉動中國經濟的又一個亮點，對長三角地區你怎么看？

　　劉福垣：長三角地區的歷史積累是比較好的，如江浙的民營企業現在的實力非常強大，像寧波1400億的GDP，有1000億是民營企業創造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比較開明、經商的歷史基礎比較好。地少，造就了經商的歷史環境：耕地缺乏，即使勤勞也不一定能產出足夠維持生計的糧食，所以很早就出現了走街串巷的貨郎，如義烏地區。

　　這種地理原因造就了這個地區人民的勤勞和經商優勢。這種不能復制的獨特歷史環境，是長三角地區民營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歷史形成的經商底蘊，使當地的政府也能很開明地“藏富于民”，兩者相互促進，形成了長三角目前的繁榮局面。

　　區域合作欠缺

　　新聞周刊：上海是長三角地區的領頭羊，是不是意味著長三角在上海的帶動下，會出現新的發展機遇？

　　劉福垣：機遇當然是存在的，但問題也在隨著長三角地區全局的形成而逐漸顯現出來。

　　新聞周刊：你所說的問題是指什么？

　　劉福垣：此地區的民營經濟相互不合作，或者說合作關系的不協調。民營經濟是此地區的堅實基礎，但也正是因為民營經濟的強大，導致此地區的合作意識非常弱——單打獨斗都是高手，合作起來就很麻煩。我在寧波的時候曾經主持過一個大橋項目，有四家企業參與，但誰都想當董事長，談了半年也沒談出結果。此地區的民營經濟的主要特點就是家族化的管理非常普遍，缺乏全局的合作眼光。再如寧波地區與臺商展開的合作，臺商來了一年后，就會出現這種情況：要不你收購我，要不我收購你，合作很難維持下去。

　　從城市角度講，體現這一點的就是寧波和杭州不合作，和上海也無法展開合作。寧波的北侖港和上海現在正在建設的大小洋山港，就是兩城市無法展開合作的例子。北侖港原本就是為上海準備的，但現在上海卻又要自己再建一個大港，這就脫不了重復建設的嫌疑了。這是地區相互不合作最大的一個例證。

　　新聞周刊：上海在大小洋山建設新港，你認為是不經濟的？

　　劉福垣：這個項目投資非常大，而且十年后才能投入使用。暫且不提這個新港在功能上與北侖港的重疊，就發展趨勢來看，前景也不樂觀。當時上海的計委主任來找我，我說這個項目是不行的，因為集裝箱貨運量不是永遠漲的，十年后的產業結構發生變化，那時候我們出口的東西就不見得仍然會以集裝箱運輸為主了。

　　全球最大的集裝箱港是香港、新加坡。為什么大的集裝箱港全在亞洲？是因為亞洲在世界分工產業鏈的低端，以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為主，單箱的產值卻不一定高。我預計，十年后，江浙地區會出現研發為主的局面，因為外資也會把其研發機構遷到這個地區，產業結構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技術集成度高的產品出現，必然會改變目前這種以量為主的產品結構。

　　上海現在又要修一個1000萬箱量級的集裝箱港，是不現實的，總不可能把香港的、新加坡的運輸量全搶過來吧？而且如果獨聯體那邊的關系理順后，通過陸路向歐洲地區的集裝箱運輸，比從海上到美國再到歐洲要省一個月的時間，這些都說明上海修港的前景并不好。

　　就我的觀點，一開始就應該用北侖港，這么好的港不用，非要自己搞，代價太大。

　　新聞周刊：這種地區間的重復項目上馬，是不是會對長三角地區的發展產生制約？

　　劉福垣：長三角地區產業結構的雷同，及這種不合作的現狀，容易出現重復建設。此地區的產業結構雷同是最大的問題，你上什么我上什么。長三角如果想大發展，必須解決地區的產業格局問題，這點非常重要，但現在還沒有人太多關注。

　　現在浙江地區的產品，70%是消化在長三角地區，剩下30%中的70%是出口東南亞，而且產品多為地攤產品低價位的，這種產品銷售地區的單一依托性及產業結構的低級構成，是發展中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否則在這種脆弱的產業結構下，在此地區發展過程中還停留在低級產業的建設及相關“競爭”上，發展趨勢很難看好。但該地區現在別說全球化意識，連全國化的意識還沒實現。如果任由這種不合作的態度延續下去，將會成為非常大的隱患。

　　宏觀調控和市場經濟并不相左

　　新聞周刊：你認為導致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劉福垣：最關鍵的一點在于中國的行政區劃和經濟區劃是相互矛盾的，有非常尖銳的問題，行政區劃定下的官員在執行經濟區劃的功能，完全割裂。現在中國的行政體制，有15個行政級別，一個人在仕途上要有成就，那只能在每個級別上待兩年左右，這就導致其為了爭取自己的政治成績，多搞形象工程，搞短平快項目，很難穩定心思從長遠角度進行地區規劃——長期項目的短期效應不好，政治成績就沒有了，這導致在客觀上沒有鼓勵地方官員進行長遠規劃的動力。譬如現在把城市搞得比較漂亮，公路也修了，但有時候這種項目的延伸實用性不大。

　　現在是兩個三角洲，再加上西部大開發，三邊一起，萬一重復建設屢屢出現，那成本就太高了。中國政府應該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中，重視區域的宏觀規劃，借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把這種宏觀調控的政府意志明顯地體現出來。現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政府宏觀調控不到位，地區間誰也不服誰，必須中央政府出面來協調，否則，根本就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新聞周刊：此地區是在相對比較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發展起來的，如果由中央進行宏觀規劃，會不會出現倒退？

　　劉福垣：目前看有兩個方式，一個以市場的方式自己解決，一個是靠政府的宏觀調控。此地區本身就是靠市場形成的，形成了這種情況，說明只靠市場根本就不行。

　　這并不和市場經濟相左，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其實也是混合經濟，就是因為重視了政府的宏觀調控的重要性。譬如美國一直強調其是混合經濟，美國就不在東邊搞重工業。拉美國家搞的是完全市場化，這兩年導致經濟危機，就是因為太相信市場了。而日本就是因為政府的主導性很強，可以形成中心城市群落，譬如以東京為核心的經濟大區域。

　　凡是在二次大戰后迅速發展起來的國家，都是政府主導性比較強的國家，恢復完全靠政府的力量。從世界的經驗來看，必要的政府宏觀規劃是非常必要的。

　　新聞周刊：那按照中國已有的經驗來看，就三角洲的建設，能不能找到支持這種宏觀規劃的實例？

　　劉福垣：珠江三角洲是廣東省的，調控起來非常簡單，導致珠江三角洲區域的產業結構比較合理，也說明了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性。這一點和長三角地區涉及兩個省和一個直轄市是完全不同的。

　　現在需要長三角地區的領導要有大眼光，要有大區域意識。江浙地區就要拜上海為大哥，上海的這種龍頭地位是不能取代的，所以這些地區不能和上海同類競爭，我曾撰文表示：互補才能共同發展。

　　現在要占領世界市場，可自己先斗了起來，損失是非常巨大的。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原標題：“長三角”隱患：各自為政

　　作者:馬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