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并注明摘自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周刊》。聯系電話:88387124)

　　這是繼范志毅之后，全國第二例名人狀告媒體名譽侵權案名人告負。

　　有學者認為，通過余秋雨的名譽權案，將公眾人物應寬容對待輿論監督的思想傳達給公眾，“無疑是一個安全而有效的突破口”，以“法律苦旅”的跋涉者姿態出現的余先生，終于“犧牲”在中國法律成長的“苦旅”途中

　　9月5日，余秋雨，這位當今中國文壇最具爭議的焦點名人，不得不再次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數月前，他狀告《北京文學》雜志社編輯蕭夏林侵犯其名譽權案，以一審敗訴收場。

　　這也是繼范志毅狀告媒體敗訴后，第二例名人名譽權官司中名人敗訴。在多家媒體的報道中我們看到一種顯而易見的同情。

　　蕭夏林，這位被其辯護律師形容為“手無寸鐵”的普通文人贏得了一場在很多人看來幾無勝算可能的棘手官司。在他的身后，是許多關注中國司法改革的人們的歡欣鼓舞。

　　荒唐還是合理？判決后的兩種反應

　　這場官司起源于被告蕭夏林2000年在《書屋》雜志上發表的一篇八千字署名文章《文化中的文化》。文中，蕭認為余在擔任深圳市文化顧問期間，對深圳文化進行不切實際地吹捧，并稱其“做深圳文化顧問，為深圳揚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華別墅。文化在這里已是具體的名利”。

　　今年初，余秋雨以蕭文中15字“為深圳揚名，深圳奉送一套豪華別墅”侵犯名譽權為由，將他告上法庭。并在訴訟中提出：

　　一、判令被告公開承認關于原告“為深圳揚名，深圳奉送一套豪華別墅”的言論是無中生有的，侵犯了原告的名譽權；

　　二、判令被告在《深圳特區報》、《深圳商報》、《深圳都市報》、《北京青年報》、《北京晚報》、《湖南日報》及《書屋》雜志公開道歉；

　　三、賠償精神損失費人民幣拾萬元整。

　　該案分別于3月24日和5月29日進行了兩次公開審理，并于9月5日下午宣判。

　　在兩次庭審中，被告蕭夏林及其辯護律師都承認，關于深圳贈送余別墅一事是當年文壇內部流傳甚廣的一種說法，蕭在沒有任何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將這一傳言作為事實寫進了他的文學批評中。

　　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認為雖然被告輕信傳言并付諸文字的做法“不夠妥當”，并對其行為“提出批評”，但還是認定蕭的行為“不具有貶低、損害原告名譽的性質，故原告關于被告侵犯其名譽權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駁回了余秋雨的訴訟。

　　這一紙判決書宣讀之后，當事雙方反應之強烈出人意料。余秋雨的辯護律師解士輝氣憤地向記者表示，這份判決書荒唐無稽，“我作了17年的律師，從來沒見到過這樣一份糊涂的判決，前后矛盾得令人看不懂，根本就不像是法院的判決書。”

　　判決書令解律師最為費解的是，“既然已經認定蕭是無中生有，為什么還認為其不構成侵權”。他認為，被告在沒有進行任何考證的情況下肆意貶低他人人格，法庭卻不追求他的法律責任，這將為那些違背事實、對他人進行誹謗的言行提供最大的保護傘，將是個很壞的先例。

　　一場熟人之爭吸引八方眼球

　　普通民眾對該案的關注可能源于余秋雨作為文化名人的巨大影響力以及深圳別墅之謎的強烈吸引力，而司法界、文化界與媒體對該案表現出的高度關注則來自于該案對中國司法乃至立法改革可能產生的影響。

　　去年11月，余秋雨在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的文化界始終沒有法治意識……我要為中國建立一個法治意識，告訴人們，若是對別人進行誹謗、搞小文革就有可能傾家蕩產。法律是嚴厲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中國已進入法治社會……”之后不久，他便將多年來致力于“余秋雨現象”批判的蕭夏林告上了法庭。可事態的發展已經遠遠背離了他最初的設想。

　　回顧第一次庭審時，被告蕭夏林曾一度處于極為不利的境地。他的第二任辯護律師浦志強的介入成為整個案件發生大逆轉的關鍵。而浦律師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是讓審判長接受“法律保護普通人和公眾人物名譽的力度應有所不同”的觀念，即公眾人物對媒體在行使正當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可能造成的輕微損害，應當予以容忍和理解，除非他能證明媒體的行為是出于“實際惡意”。至此，被歐美國家廣泛采用的“公眾人物”概念和“實際惡意”原則不可避免地被引進該案。

　　盡管國內不少法學專家對此不予認同，但顯然該案的審判長更傾向于采納這個意見。

　　名人的代價

　　從范志毅到余秋雨，名人開始在法律上“栽跟頭”了。這是否意味著從今后名人蒙受毀譽之冤只能忍氣吞聲？著名法學專家、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賀衛方對此的解釋是，法律的平等并不是一種機械的、數學意義上的平等，對公眾人物和普通人的不平等恰恰是一種更好的平等。

　　賀教授認為，公眾人物比普通人享有更大的社會關注，他們的言談舉止對于整個國家的安全或整個社會道德風范的形成都有著比一般人更重大的影響。所以理所應當地應承受比普通人更多的監督。

　　對于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對這場官司的一審判決，賀衛方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耶魯大學的一個學者曾對中美輿論對公眾人物監督所導致的訴訟進行一個比較研究。研究結果顯示，美國80%的訴訟都以名人敗訴而告終，但在中國則正好相反。“這樣，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就變成了一句空話。我國法律的一個很大缺陷就是大人物甚至比一般的小人物受到更多保護”。作為一個研究法學的學者，賀衛方表示特別希望法庭二審時能夠維持原判。

　　早在2002年12月23日，全國人大法工委向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1次會議首次提交的《民法典》草案中，“為社會公共利益進行新聞宣傳和輿論監督為目的，公開披露公眾人物的隱私，不構成新聞侵權”一款被提出后又被刪除。究其原因，很多法學研究者都認為是因為公眾人物的構成過于敏感，在中國，對政府官員的保護是阻礙“公眾人物”進入中國立法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這樣，自愿以“法律苦旅”的跋涉者姿態出現的余秋雨既不是政府官員，在社會上又有巨大的影響力，所以通過他的名譽權案將公眾人物應寬容對待輿論監督的思想傳達給公眾無疑是一個安全而有效的突破口，于是此中的余先生在中國法律進程的“苦旅”中就扮演了一個被“犧牲”的角色。

　　律師解士輝表示將在最短的時間內提請上訴，并強調這也是原告余秋雨的意愿。

　　而出乎預料的是被告蕭夏林的代理人浦志強也對對手繼續上訴的意愿表示出歡欣，這種歡欣甚至接近于一種渴望。“我很高興能有機會就這一問題做進一步的闡述，這將有利于我們搞清楚問題。”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朱沿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