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18日電 9月17日是《日朝平壤宣言》簽訂一周年的日子。一年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展開對朝外交的“破冰之旅”，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就歷史問題、綁架問題、導彈開發等安全問題及雙邊關系正常化談判等問題達成廣泛共識，并以簽署《平壤共同宣言》的形式進行了法律意義上的確認，日朝邦交正常化在即的樂觀評論不絕于耳。

　　然而，《法制日報》刊文指出，一年過去了，人們看到的是朝核危機的步步升級，日朝間的對立加深，雙邊談判去年10月破裂后重開無期，甚至連最起碼的人員、貿易往來都受到影響，雙邊關系現狀可謂是“舉步維艱”。

　　歷史性的首腦會晤

　　回顧一年的日朝首腦會晤，可稱得上兩國外交歷史上的上乘之作。對于朝鮮而言，在美、日、韓三者之間施展“鐘擺外交”、打亂其同盟協作的步伐從中謀利本是其固有外交手法之一，克林頓政權后期朝美關系的改善、金大中總統具有歷史意義的訪朝，都是這一外交手法的結果。保守色彩濃厚的布什政權上臺后，朝美關系大幅度倒退，“邪惡軸心”發言、伊拉克形勢趨緊，都使朝鮮強烈地感到了來自美國的安全威脅。在與美國直接對話尚無法實現的情況下，選擇同日本改善關系，尋求在美日韓對朝包圍網中打開缺口，成為朝鮮的次善選擇。同時，經過多年的自然災害，加之體制上的原因，朝鮮經濟形勢難改頹勢。為使去年7月開始實行的經濟改革有所成效，朝鮮急需來自外部的經濟支援，而在短期內能向朝鮮提供資金、貿易、技術等全方位經濟支援的國家，舍日本而無他。

　　反觀日本，小泉訪朝則可以說是多年來罕見的“獨立外交”。著眼于從根本上改善日朝關系，解決來自朝鮮的安全威脅隱患，雖然雙邊關系正常化談判于2000年破裂，但日本從未放棄水面下的外交努力。在以外務省亞太局長田中均為代表的對話派官員的積極活動下，小泉訪朝得以實現，意在以日朝首腦會談的形式快刀斬亂麻地解決雙邊關系中的棘手問題。而對于小泉首相本人，因年初撤換田中真紀子外相而使驟降的內閣支持率始終低迷，也樂得通過外交得以擺脫困境。事后證明，這一重大外交舉措至少為他賺取了近三十個百分點的支持率。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田中均主導促成的日朝首腦會談，在醞釀過程保持了高度機密，即使是對美國，也只是在正式發表前數日對來訪的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進行了通報，而沒有事前協商。

　　朝核問題是最大障礙

　　受日朝關系突然出現解凍跡象的影響，美國匆忙派遣助理國務卿凱利訪朝，在凱利離開平壤14天后，美國經過反復斟酌發表了一條爆炸性的消息，朝鮮人承認一直在進行旨在開發制造核武器的濃縮鈾提煉計劃。從此，新一輪朝核危機拉開帷幕。朝鮮再次故意重施“邊緣外交”，驅逐國際原子能機構官員，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并在各種外交及非官方場合向美國傳達推進核武器發展的意圖。

　　朝核危機對改善日朝關系進程的打擊是致命的。首先，朝核危機已成為有關國家不得不關注的影響地區安全的重要課題，特別是對于美國而言，已成為伊拉克戰爭后面臨的又一重大挑戰。為了避免重蹈克林頓政權的覆轍，布什政府在主張對話解決朝核危機的同時著力強調國際社會協調一致的壓力，即對朝鮮的所謂“國際包圍網”。這一思想貫徹在美日韓三國同盟上，以美日同盟為外交基軸的日本，被要求將對朝外交統一到美國的步調上來。這樣，在以美朝對立為本質的朝核危機出現轉機之前，日朝改善關系只能是水中之月。其次，就朝日雙邊關系來看，核問題的解決也是頭等大事。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后，朝鮮的核彈及彈道導彈開發成了日本最大的現實安全威脅。在小泉與金正日簽署的《平壤宣言》中，有關于朝鮮要遵守核問題相關國際協議的明確規定，而朝鮮宣布核開發計劃及其后使核危機步步升級的舉動，無一不是對這一具有法律效力文件的突破和違反。解決核問題，使朝鮮重新回到《平壤宣言》，也就成了改善兩國關系的先決條件。

　　目前，雖然在中國的積極斡旋下，4月舉行了中美朝“北京會談”，8月舉行了“六方會談”，為建立解決朝核危機的國際協調機制作了十分有益的嘗試，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六方會談”的第二輪何時舉行到現在還未有定論，朝核危機的解決更是任重道遠。

　　綁架問題是最大難題

　　在去年的日朝首腦會談中，金正日全面承認了朝鮮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曾綁架日本人的事實，并有謝罪表示，同時通報已有8名被綁架日本人死亡，這一結果構成了對包括小泉本人在內的整個日本社會的強烈沖擊。其后，朝方提供的調查結果被發現存在諸多疑點，例如數名被綁架者死亡日期和地點相同，朝方提供的死難者遺骨經不起DNA檢測等，這使朝方在解決綁架問題上的誠意和信用度在日本人心中大打折扣。去年10月15日，5名綁架問題的幸存者按雙方約定回日本探親，在日本政府內部強硬派勢力的主導下，日本未經與朝方協商就決定不再將5人送回，并要求朝方立刻歸還其在朝家屬，被朝方指為“違反約定”。當月底在吉隆坡舉行的第12次雙邊關系正常化談判也因此而破裂。

　　目前，反朝、排朝、對朝鮮不信任已經成為日本對朝社會輿論的主流，大小媒體紛紛加大對朝報道的力度，但不顧體制、國情等方面的不同，出現了“將朝鮮妖魔化”一邊倒的局面。那些曾經主張與朝交流的政黨受到來自輿論的強大壓力，與朝鮮勞動黨有“友黨”關系的社民黨成為眾矢之的，偏右的政治勢力更是借機大做文章，宣揚對朝采取經濟制裁等強硬政策，在近乎狂熱的對朝輿論批判中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一個典型事例是，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演講中談到暴力分子在主張與朝對話的外交官田中均家安置爆炸物一事時，說“這是田中應得的報應”，這一煽動暴力的發言竟然為不少人所認同，輿論已經不理智到何種地步，由此可見一斑。

　　解決綁架問題難度之大，一方面在于朝鮮宣布該問題已經解決，并要求日本就過去的歷史加害問題做出清算；另一方面，日本警方認定的綁架問題事件和受害者是10件15人，朝方只承認13人，其中5人現在日本，另外8人死亡。而由綁架問題受害者親屬組成的民間組織和支持這一組織的議員聯盟則提出了遠遠超過這個數字的受害者名單，除此之外，還有一份更大的“可能被綁架者名單”，究竟朝方給出什么樣的答復，才算是“完全解決綁架問題”，日本政府內部尚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能確定的只是目前的最低目標，即從朝鮮要回5名歸國者的在朝家屬。

　　更為重要的是，綁架問題造成的雙方之間的不信任，特別是日本國民對朝鮮的敵視感情，將對兩國關系產生深遠的影響，并將直接體現在日本政府的對朝政策上，而且是長時間的。

　　(稿件來源：《法制日報》作者：華曉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