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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警方針對小偷的一次普通治安整頓，揭開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特殊的艾滋病群體——“艾滋扒手”團伙。

　　文／杜琛(發自杭州)

　　11月17日凌晨，覃小軍搖搖晃晃地爬到他在杭州文藝路租住的民房。他使出渾身的力氣從口袋里將鑰匙掏出，把門打開，疲憊的身體順著門打開的方向倒了進去。

　　屋子里沒有燈，他開始在黑暗中急急地摸索。他必須找到針筒，把剛剛用偷來的錢買的毒品注射進自己的靜脈。

　　這個時候，一直尾隨其后的警察跟了進來，要將他帶走。

　　“你們不可以帶我走，我有艾滋病。”在地上一陣陣痙攣的覃小軍有氣無力地嚷道。警察并沒有在意他的嘟噥，拖了他就往外走。

　　覃小軍被推進警車時，朦朧中他看見了許多熟識的同伴。和他一樣，他們也是癮君子，都依賴偷竊來的錢財換取毒品而過活。他們都來自廣西鹿寨。

　　他們不曾料到這個晚上以這種方式“聚”在一起，事實上他們更習慣于窩在一塊吸食海洛因，靜靜地“飛”。“沒事的，過幾天就會出來的。”其中一個同伙喊著。“但這幾天沒有東西吸怎么熬啊？”另一個黑影郁郁地說。

　　“快一起大喊我們有艾滋病，就沒事的。”覃小軍念念不忘他對付警察的殺手锏，這個建議很快得到其他同伙的采納。

　　接下來的一幕令抓捕他們的西湖公安局刑偵大隊的所有干警毛骨悚然——“我們有艾滋病，我們有艾滋病，這是傳染性疾病，快把我們放了……”

　　聲嘶力竭的叫喊令警察們不由得不信了。當天夜里，杭州市西湖區公安分局即請有關專家對這伙小偷進行血清化驗。結果令人震驚，警方所抓獲的26人團伙中13人被確診為艾滋病毒攜帶者，感染率高到50%。西湖區刑偵大隊副隊長王擎昆異常不安。

　　一個老鄉間的灰色傳播鏈

　　11月22日，記者在杭州市公安局強制戒毒所見到了這個扒手團伙中的艾滋病成員。

　　杜小琛，18歲，一個稚氣未脫的男孩，有1年的學齡，5年的吸毒史，3年的艾滋病史。吸毒是從家鄉就開始學會的。他說，在他的老家廣西鹿寨，像他這樣從小就開始吸毒的人很多，因為無知和好奇。他的艾滋病是2000年來杭州后，一個老鄉傳染的。

　　“來杭州前，一個老鄉給我打電話說，說這里打工掙錢很容易，我就來了。”杜小琛偷了家里的200塊錢跑到杭州，一個多月他仍沒能找到工作，又要花錢買毒品。最終他就跟著這個老鄉開始偷竊，用偷來的錢買毒品，并共用一個針頭進行注射。

　　2000年10月，杜小琛被抓住送進戒毒所。“醫生幫我抽血檢查，他們告訴我，我得了艾滋病。”那一刻他想殺了那個老鄉。

　　出來后，杜小琛又慢慢變得不在乎。“有幾個老鄉還故意和得了艾滋病的人共用一個針筒，將自己感染，這樣警察即便知道他們偷竊了也不抓。”杜告訴記者。

　　劉林杰是戒毒所的常客，他記不清自己多少次被警察抓，多少次被強制送到戒毒所。20歲，鹿寨人，13歲開始吸毒，2000年感染HIV。他與同伴共用一個針筒，然后被交叉感染了。雖然是獨子，但在杭州混跡四年，劉林杰卻從沒有回過家，父母也只知道他在杭州打工。

　　事實上，劉林杰從沒擔心過自己進來后就出不去，身體內的艾滋病毒是“擋箭牌”，每次都讓他幸免刑事處罰，出去后繼續偷。

　　劉林杰習慣用一支一尺長的鐵鑷子將別人的錢包放進自己的口袋，過程僅僅十幾秒。在他看來，偷竊是最簡單卻又能來錢最快的活計，一天平均可以弄到600元，然后買1克白粉，分兩天吃完，吃完后沉沉睡去。

　　偶爾會被警察“請”進去，他不會反抗，跟著就走，然后過幾天又回來，一切照舊。

　　“我的毒癮算小的，癮大的每天要買四五百塊錢的白粉。前段時間，已經有兩個快不行的時候回了廣西，死在家里。死前腳全部腫起來，身上的肉也一塊塊爛掉，很嚇人的。我和老鄉之間從來不談艾滋病這個話題，也從來不跟家里聯系。”

　　“西湖我去過，蠻漂亮的，有時候我們四五個人會去那邊偷。像我們這樣的人，最多活五六年。如果人生重新來，我會好好讀書，再找份工作，好好做一個人……”

　　雙重身份的處治難題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刑偵大隊副隊長王擎昆說，這些艾滋扒手已經給眾多群眾造成了一定恐慌心理。然而，對于這些無知的攜帶艾滋病毒的扒手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當地警方都顯得非常無奈。

　　“不管他們究竟有沒有艾滋病，他們在偷竊被發現后都說自己有艾滋病，結果嚇得許多群眾眼睜睜看著他們跑掉。此前，我們警察更是因為考慮到這些人攜帶傳染性疾病，只能抓了放，放了抓，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他們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王擎昆說。

　　面對艾滋扒手的狡黠和群眾要求加強整治的呼聲，西湖公安分局開始向上級部門反映這個問題；“能否通過集中關押的方式對他們進行處理？”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守所條例》有關規定：看守所收押人犯，應當進行健康檢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收押，其中第一條就有“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傳染病的人”。《國務院強制戒毒辦法》第二十條也規定：“患有急性傳染病或者其他嚴重疾病的，不宜收入強制戒毒所，而應當限期在強制戒毒所外戒毒。”

　　“看守所不收、勞改場所不收、監獄不收，法律到他們這里就中斷了。”一開始王擎昆感到非常困惑。“但我們深入研究后發現，艾滋病人屬于慢性傳染病，不同于《看守所條例》中所說的‘急性傳染病’。加上這些扒手中許多人的行為(偷竊手機、錢包)已經構成了刑事犯罪，從法理上他們可以被刑拘，如果證據確鑿，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法院就可以對他們判處刑罰。”

　　王擎昆說，這批觸犯了刑法的艾滋病疑犯將作為大規模集中關押的一種嘗試。“但這些艾滋疑犯不同于其它疑犯，我們必須采取特殊的關押方式。”

　　據介紹，每個艾滋疑犯將至少投入一個以上的警力。為了防止艾滋疑犯對看守民警的傳染威脅，民警都要佩帶兩層厚的塑膠手套，專門的頭盔和面具。在關押場所安裝嚴密的監視設備，防止這些艾滋疑犯把刀片等危險物品帶入。

　　但警方還是面臨了許多管理上的棘手問題。王擎昆不無憂慮的說：“因為他們的特殊性，必須配備更多的警力，更多的資金投入。畢竟這些人的身份是雙重的，他首先是犯罪嫌疑人，其次又是需要救治的患者，但對這部分群體的消化機構到底應該以誰為主，衛生、公安還是司法？經費由誰出？專業場所、專業人員如何解決？這些都是具體的現實問題。”

　　“還有，艾滋疑犯一旦被關押起來可能會做出許多過激的行為，比如絕食、自殘，攻擊管理人員等等。”杭州市公安局強制戒毒所醫政科蘇俊義也有擔憂。

　　事實上，從另一個意義上講，這是對未來艾滋疑犯大規模集中關押的一個探索。“他們習慣了自己是攜帶艾滋病病毒的特殊的違法者，還得重新適應關押生活。”蘇俊義說。 -

　　(文中HIV攜帶者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