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加爵為什么要殺人？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沒有一條像樣的“理由”。

　　因為“他們說我打牌時作弊”了，受歧視了，所以殺人了。這是個“理由”嗎？能站得住嗎？若這一“理由”能成為一個“理由”的話，那么，中國社會的“殺人案”將要成千萬倍地增長，為什么？因為在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這類“他們說我打牌時作弊”屬于“言語不慎”之類的玩笑話實在是太多了，實在是最為普通不過的了，實在是“防不勝防”的了，將其作為“殺人原因”來分析實是匪夷所思。所以，即便是三亞警方，在審訊馬加爵后也對其供認的因打牌發生口角就殺人覺得不可思議。一些媒體竟這樣“驚稱”：“世界上居然有如此荒唐而進行的謀殺”！

　　此外，因為馬加爵是從農村來的，生活貧窮，是“弱勢群體”，是“不成功者”，受歧視，受不了了，所以殺人了。這“理由”同樣荒唐。從農村來的、生活貧窮的大學生幾十萬、幾百萬之多，是殺人的“理由”嗎？更何況，就馬加爵本人來說，生活只能說相對“窮”了一點，對于他的同齡人來說，他簡直可以說是一名“成功者”，若是從他個人的成長歷程的分析中，他亦不能算是在真正意義的“逆境”中長大的。

　　所以，我很同意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的《馬加爵的犯罪心理分析報告》中指出的“我認為，導致他殺人的，不是因貧困而引起的自尊問題”這一結論。

　　所以，從迄今為止的對馬加爵殺人的“理由”(或“動機”)的分析中，我們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以站得住腳的“理由”(或“動機”)。“馬加爵殺人案”的“不可思議性”、“怪異性”、“荒誕性”用什么犯罪心理學的“犯罪人動機理論”都解釋不通。

　　所以，我認為，還得從更深的社會心理層次和國民心態層面上去解釋“馬加爵殺人案”。

　　“馬加爵殺人案”凸現了在我們社會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不珍惜人生的價值，不重視生命的意義，“人權意識”極其淡漠。

　　人的生命意義是什么？人活在世界上是為了什么？人生的價值又是什么？對一些人來說，這簡直是“老掉牙”的課題，然而說句實話，真正理解的人又有多少？尤其是對人的個體生命的意義、價值的認識更是如此，在我們社會中作踐人的，作踐人的生命的，作踐人的尊嚴的，視生命為兒戲的，簡直是太司空見慣了，自殘有之，輕生自殺有之，鋌而走險的有之，“人的意識”、“生命的意識”、“人的價值的意識”以及“人權意識”真還不是一般的薄弱，不怎么注意維護、尊重、捍衛自己的和他人的生存權、發展權，包括有文化的、年輕的大學生(甚至包括這個馬加爵)，而且，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的社會對這個基本問題一直采取“回避的態度”。

　　馬加爵這樣對他的姐姐說：“現在我對你講一次真心話，我這個人最大的問題就是出在我覺得人生的意義到底是為了什么？100年后，早死遲死都是一樣的，在這個問題上我老是鉆牛角尖，自己跟自己過不去，想這個問題想不通。王菲有一首歌，歌詞是：‘一百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一百年后沒有你也沒有我’……”在他看來，既然早死遲死都一樣，那么，身邊的人早死晚死又有什么差別？馬加爵對人的生存權就是這樣的認識，對人的生命意義就是這樣的“鉆牛角尖”，當他與別人發生矛盾沖突時，他就這樣隨意地輕易地置人于死地。

　　荒唐不荒唐？實在是太荒唐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荒唐，然而恰恰在當代的天子驕子的大學生身上發生了。

　　馬加爵為什么為了“一點小事”就殺人，確實讓人感到“莫名其妙”，但是，在這一殺人案背后很是凸顯我們這個社會漠視人、漠視人的生命價值這一“社會病”的可怕性。

　　我想，不僅僅是“馬加爵殺人案”，在其它的一些震動社會的突發性事件中大都有這個“社會病”的影子。

　　我們社會所患的這個“社會病”，真還是“病得不輕”啊！

　　“馬加爵殺人案”凸現了以缺乏社會責任感為主要特征的“以自我為中心”的“破壞性”和“殺傷力”。

　　社會劇烈的變化使我們社會中出現了一大批“以自我為中心”的人。

　　這批人有兩大特點：一是缺乏“社會責任感”，對自己的工作、所屬的群體、所生活的社會應該承擔的任務、所盡的義務缺乏足夠的認識，心目中沒有(或者分量極其輕微)國家，沒有社會，沒有集體，沒有家庭，沒有他人；二是“以自我為中心”，在這些人眼中，“我”這個字被抬到了絕對的、至高無上的地位，這類人不關心他人，不考慮別人的需要，其行為只由自己的需要來決定。由于這兩個特點的“結合”，使一些諸如“過于自尊”與“過于自卑”，“過于驕橫”與“過于無能”、“過于放縱”與“過于頑固”等“人格負因”，深深地“埋植”于“自我中心者”的心靈深處，誰只要觸動了“自我中心者”的這個“我”字(如觸犯了他的面子，傷了他的自尊，或是侵犯了他的利益)，這些“人格負因”就會立即無限地、不顧一切地“極度膨脹”起來，“刺激”和“反應”之間絕對不成比例，他的整個思維活動、行為方式都為這個“極度膨脹”的“我”字“服務”，這時，這個人的精神會處于一種高度亢奮狀態，會將自己全部的“聰明才智”集中到“一個點”上：那就是怎么報復，怎么發泄自己的“心頭之恨”，而且怎么讓自己的報復行動“策劃”得不被他人發現……至于后果是什么，對社會、對自己、對他人會發生什么影響，自己的“報復行動”是不是真的是天衣無縫，統統都被這個“極度膨脹的我”所掩蓋，所遮蔽(在犯罪心理學上稱“思維狹窄現象”)。

　　馬加爵之所以會如此殘忍地殺人，顯然是與馬加爵早年形成的這種極度的“以自我為中心”之人格特點分不開的。就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對馬加爵來說，他只要稍稍考慮一點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包括自己和被害的同學)是多么不容易，自己這么貧窮的農民家庭還將自己培養成大學生又是多么不容易，他就不會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回報”社會和自己的家庭，然而馬加爵就是這樣做了，在某些情況下，“以自我為中心”的“破壞性”、“殺傷力”就是這么的大！

　　“馬加爵殺人案”凸現了當今“社會心態孤獨冷漠癥”的可怕。

　　過去，“以階級斗爭為綱”讓人們之間的關系變得“好斗”，變得“六親不認”。

　　如今，則是至高無上的經濟利益讓人們之間的關系變成“狼與狼的關系”。

　　的確，我們這個社會患了一種“社會心態孤獨、冷漠癥”，人與人之間缺少同情、溫暖、友情、溫情、關懷和相互幫助。

　　“社會心態孤獨、冷漠癥”后果將會怎樣？會使人們對社會感到越來越“孤獨”，越來越“冷漠”，對社會的發展失去信心；會使人們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感到越來越“冷漠”，產生世情淡漠的錯覺；會使人們產生種種不負責任的或反社會的社會行為：既然社會不肯對我負責，我也不必對社會負責……總之，作為人的精髓的良心喪失之后，就會無惻隱之心，無同情之心，無助人之心，無公正之心，人就因此而喪失了人性的善良，變得更加自私、封閉、敏感、孤獨、麻木、脆弱、偏激，甚至殘忍。兩年前，曾經有一位同樣有著光明前景的清華學子劉海洋，只“為了測試熊的嗅覺”就冷血地將硫酸潑向北京動物園的5只熊。一位網友在看了王克安先生的《“馬加爵案”的一審宣判值得“大快人心”嗎？》文章后引用了特雷沙修女曾說過的一段話：“世界上比貧窮更可怕是的孤獨和冷漠。”

　　的確是這樣，在馬加爵人格“深藏不露”特點背后就凝聚著這種“社會心態的孤獨、冷漠”，他缺乏社會對他成長需要的關系、熱忱和溫暖。他的母親李鳳英說：“他唯一的興趣就是一個人孤獨地坐著，他很少出去玩，通常和我在一起。”對社會的孤獨、冷漠，對學校的孤獨、冷漠，對同學的孤獨、冷漠，因而在極度壓抑的情緒沖動支配下，就變得極度無情、極度殘忍，精心設計了殺人計劃，逐個用鐵錘突襲4個同學，極其殘忍地殺害了四個同學，把尸體放到衣柜里。

　　只是在馬加爵生命的最后，他終于認識到“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情”，但是，這一認識太晚了。

　　“馬加爵殺人案”凸現了我們的社會不善于化解社會發生的矛盾，我們社會中有很多人不善于化解自身的“不滿情緒”。

　　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說：“馬加爵殺人案”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情緒型犯罪”。

　　“情緒型犯罪”說得對，“比較典型”說得就不怎么太確切了。“情緒型犯罪”總是與“沖動”相連的，但是，分析“馬加爵殺人案”全過程，馬加爵既不為財，又很冷靜，沒有沖動的跡象，從行為方式看，思維邏輯完全正常，“十分理智”，“很有智慧”、“計劃亦極其周密”，這些特點與“沖動”無關。所以，我將“馬加爵殺人案”說成是一個“智能性的情緒型犯罪案”(這一概念是我的“發明創造”)。

　　“智能性的情緒型犯罪案”的犯罪特點是：犯罪者在社會中因自身受到的挫折所產生的“各種不滿情緒”慢慢地“積累、疊加”，逐漸形成一種“與社會勢不兩立的反社會情緒”，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轉化成“試圖‘一鳴驚人’的反社會行為”，在遇到“突破口”之后迅速爆發成“滅絕人性的犯罪行為”。

　　馬加爵在成長、發展過程中受到了多少挫折？誰也說不清楚，有的是“真挫折”，有的是對他人來說是說不上是挫折的挫折，有的則是“假挫折”，有的還是將要遇到的挫折……(譬如，一位姓夏的網友在與青少年專家孫云曉先生在“網談”時說了這樣一段話：“我認為他有更深層次的殺人動機：首先他是貧困生，畢業后要還貸款；第二現在找工作很難，尤其是沒有關系的農民，何況他學的專業就業面較窄；第三從今年開始讀研究生也要交學費了，即使他考上了，還能讀得起嗎？第四他殺的全是與他同樣情況的貧困生；第五他曾要求接受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為什么是南方周末？因為這家報社最敢于報道和揭露社會陰暗面！綜上所述，馬殺人的動機有更深層次的社會原因！”)

　　但是，在這些所謂的“挫折”面前，由于馬加爵理解不了這些“挫折”所產生的真正原因，對社會轉型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嚴重的社會問題又缺乏足夠的認識，自身又缺乏化解這些“挫折”的能力，更缺乏將這些“挫折”宣泄出去的途徑和方法，我們的社會又將共產黨起家的“思想工作”之寶丟棄了，而我們的學校重視的又是“考試第一、唯功利至上”的教育模式，再加上馬加爵自身諸多的人格負因：如極端的自我中心、不懂得人生的真正價值、冷漠、愛鉆牛角尖、小心眼、不善交往……因而因無數的“挫折”產生的“不滿情緒”之“能量”，在馬加爵身上便一點一點地累積，一點一點地疊加，一點一點地強化，殘忍的犯罪行為便是這種“長期蓄積的能量”的爆發口。還必須提出的是：“無文化人”的這類“情緒型犯罪”是以“簡單的人身暴力犯罪形式”出現，而“有文化人”的這類犯罪則是以“智能型暴力犯罪形式”、“理智型暴力犯罪形式”的特點出現，其破壞性一點都不比“簡單的人身暴力犯罪形式”差。

　　(來源：人民網，作者：邵道生，原題：《“馬加爵殺人案”的社會心理層面之“參考性分析”》，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