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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張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對于地方行政官員來說，真正利益攸關的是自家腳下的一畝三分地，上面來的東西，有利則賣力執行，無利或者有害則束之高閣。

　　老百姓總是埋怨干部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經，其實有些經肯定是念不歪的，而有的經則是必然要往歪了念的

　　這些年來，總是見有對上級抗命不遵的事情發生。陽奉陰違者有之，假辦真不辦者有之，頂著不辦者亦有之，大事小事，不請出中央領導的尚方寶劍，就推不動。阜陽假奶粉事件的查處就是一例。

　　所謂的處理只是給上面看的消息，甚至縱然有中央領導人的批示，到了“有關部門”那里，照樣可以找各種借口頂著不辦。即使在中央直接派人干預下辦了的，那些違規違法遭到處理的當事人，只要沒有丟了腦袋，被抓進監獄，風頭一過，還不是官照當，事照做，一樣威風八面。

　　有人說，中國的行政是“壓力體系”，一級管一級，以行政壓力促進任務的完成，動輒以官員的烏紗帽相威脅。應該說，以行政過程而言，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只是所謂的壓力不是從水壓機那兒來的，而是來源于官場上常說的“風”。

　　風總是一陣一陣刮的，有風頭，也有風尾。每到了風尾，事情就過去了，提倡好事的時候如此，糾正什么壞事的時候也如此。而在風頭上的時候，壓力很大，或者說動靜很大。

　　既然是風，那么就跟時空以及地形地貌有關系。壓力的效用不僅在風頭風尾的時間上有不同，在空間上也有區別。在與地方上利害關系不大的時候，壓力容易奏效，反之，利害關系很大，則會不了了之。壓力的效用，與當事人的勢力大小也有關系，碰上“硬茬”了，壓力照樣有失效的可能。所以，與其說我們的行政是“壓力體系”，不如說是“風頭行政”更為確切。

　　在官場上混過的人都知道，凡是上頭要“抓”什么了，就意味著風來了，從前叫運動，現在叫當前任務。有的時候，上面特大的領導隨機性的批示，也等于是風。比較聰明的領導都知道，要辦什么不太地道的事情，有風的時候最好暫停，不管事情有多么急迫，也要等風過了再說。

　　如果說中國行政體系的動態過程是風頭行政，行政體系的靜態則是諸侯行政。建國以來不注意行政回避的結果，是成長起一方一片的權力網絡，地方不論大小，有頭有臉的人物往往相互聯姻，互結關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盤根錯節，上面有人，下面有根，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應該說，在這種諸侯行政中，地方官員變成地頭蛇和南霸天、北霸天，跟黑惡勢力沆瀣一氣的，倒未必是普遍現象，但不時地違規甚至違法的行政操作，卻是諸侯行政的應有之意。

　　有的時候是因為上頭的精神過于離譜，嚴格執行根本行不通，但更多的時候則是出于自家利益的變通。對于我們的行政諸侯來說，真正利益攸關的是自家腳下的一畝三分地，上面來的東西，無論是精神意圖還是行政命令，有利則賣力執行，無利或者有害則束之高閣，甚至釜底抽薪，改頭換面，只有在壓力特別大的時候，才會做一點“違心”的行政操作。老百姓總是埋怨干部歪嘴和尚念歪了經，其實和尚們的嘴無論歪與不歪，有些經肯定是念不歪的，而有的經則是必然要往歪了念的。

　　從諸侯行政的意義上講，我們的行政系統的違規違法，已經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也就是說，違規違法已經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常態，是必然的，而因為違規違法(可能程度上比較嚴重一點)撞上風頭被逮住了，倒成了某種偶然。

　　既然如此，人們的行為的忌憚也就只剩下了程度的限制和對偶然性的防范。對偶然性的防范，除了應付上級的檢查，就是信息的控制(防火、防盜、防記者、制止上訪)，如果實在防不了，還可以拖、抗、頂、磨，甚至像阜陽工商局那樣，搞假查辦假撤職。如果到了這一步還抗不過去，那就只好算是天災，命里該著。

　　有的事情敗露了，外面的人們都感到奇怪，怎么官員有如此大的膽子，什么事情都敢做？其實，膽大膽小，其實只有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分別。對某些官員來說，凡是被逮著的，除了運氣不好，關鍵是信息的控制不到位，只要消息封鎖得嚴，那么就沒有什么膽大膽小的問題，也沒有什么性質嚴重不嚴重的問題。

　　風頭行政和諸侯行政，說到底都是計劃經濟和行政在轉型時期的變種和怪胎，如果改革不再繼續前行，那么，這種怪胎也許會將以往的一切成果，連同民族的未來統統吞噬干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