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方：矯枉必須過正

　　與《合同法》中簽約主體平等的基礎不同，相對于資方，勞方天然處于弱勢地位，加之改革開放以來勞動保護方面的法律相對不到位，《勞動合同法(草案)》對勞方做出適當傾斜。

　　在接受采訪時，郭軍爽快地承認，草案存在著矯枉過正的問題。但他認為，在中國的現有國情下，矯枉必須過正。

　　問題是，勞方在“矯枉”的過程中夾雜了太多部門的利益。

　　據本刊了解，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一位官員在起草草案第五條第二款時，參照《公司法》相關規定的基礎上做出了些許修改，于是，《公司法》中“制定重要的規章制度時，應當聽取公司工會的意見，并通過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其他形式聽取職工的意見和建議”中的“通過”二字如前文所述被后置，變成“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應當經工會、職工大會或者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或者通過平等協商做出規定”，立刻令含義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如果這一條款不加修改地獲得通過，受益最大的顯然是將擁有決定權和一票否決權的工會。“作為學者，這種簡單的道理不可能不懂，但學者不能不適當地為自己所在的部門說話。”一位起草者告訴本刊。

　　類似的部門利益，也同樣表現在了《勞動合同法〈草案〉》對勞動派遣制度的規定上。草案規定：勞動派遣公司須為每個派遣員工向勞動部門上交5000元保證金。在接受本刊采訪時，《勞動合同法(草案)》課題組成員、華東政法學院教授董保華認為，這種保證金顯得不倫不類：政府這只無形的手從幕后伸出，再次違背了《勞動法》中“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退一步講，即使考慮到中國的國情，5000元保證金有其存在的理由，草案中卻對其支配權、衍生的利息使用權沒有做出規定，如果不加修改地通過，顯然是一種資方補貼政府的方式。”董保華說。

　　董保華在談到《勞動合同法〈草案〉》在無固定期限合同、競業條款、勞動派遣、試用期、經濟補償金等方面都向勞方傾斜提高標準時，表示：“本來政府應該守住宏觀層面的底線，現在水在上升，中觀層面的集體協商和微觀層面的個人協商已經被淹到了，政府的行政權力擴大肯定不是好事。”

　　對此，常凱告訴本刊：在中國現有國情下，企業工會不夠強大，除了政府加強監管，別無他路可走。

　　雖然同為課題組成員，常凱與董保華卻被認為分處勞資兩大陣營。

　　而郭軍認為，董保華老師的觀點很正確，但流于學者的天真。馬建軍則告訴本刊，和一直在勞動糾紛一線工作的律師相比，起草者更為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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