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14名甲級戰犯被靖國神社合祀，終于使靖國神社成為國際焦點。但實際上，戰犯進入靖國神社始于1959年4月4日。第一批名單都是乙、丙級戰犯，此后，每隔一段時間，經“資格認定”后，就有一批新的戰犯夾在新增名錄中被合祀。

　　不過，因戰犯被靖國神社合祀“有可能造成重大誤解”，影響到今后合祀的進行，因此日本厚生省和靖國神社未對外宣布。

　　“毅然決定”合祀14名甲級戰犯的，是當時靖國神社的權宮司松平永芳，當時除此14人外的幾乎所有戰犯都早已進入靖國神社。

　　令靖國神社方面始料未及的是，甲級戰犯進入靖國神社引起了天皇裕仁的不滿。聯合國軍占領終止后，天皇于1952年恢復參拜。不過，他不再身著軍裝，也不再年年參拜，到1975年，總計前往8次。但甲級戰犯被靖國神社合祀，天皇便終止了參拜，這一態度被延續到了今天的平成天皇。

　　不過，天皇很長時間隱忍不發，也一直未對停止參拜原因做出說明，在其病逝的前一年1988年，終于對身邊的宮內廳官員富田昭彥說：“自那以后我就沒有參拜，這就是我的意愿。”

　　然而，天皇臨終前終于表明心跡的說法，直到2006年7月20日才被媒體披露出來，這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不能不說造成了巨大輿論壓力。

　　靖國神社是純粹的“民營”？

　　戰前“國有化”的靖國神社，歸陸軍和海軍共同管轄，權宮司亦由其任命。什么人該進入靖國神社，程序上先由陸海軍進行“神格檢查”，后經天皇裁定，最后名冊交給靖國神社舉行合祀。

　　因此，對有資格被合祀的陣亡者和“因公殉職”者，靖國神社從來沒有專門機構進行的統計確認。事實上，這種大規模的統計工作，只有官方組織機構才能完成。

　　戰后，靖國神社迅速與國家脫鉤“民營化”，與舊有的軍方的統計聯系被切斷，但二戰中日本大批陣亡者和“公務死”須進入靖國神社合祀，這種統計確定工作，實際上由厚生省接替了軍方來完成。

　　當然，厚生省在程序與以往軍方直接遞送名冊完全不同，而是采取一種巧妙的政府為民間宗教法人提供咨詢服務的方式。

　　按靖國神社的慣例，戰場上戰死者無須遺族意愿一律進入神社，厚生省撤退援護局對戰死者遺族撫恤發放名冊，就自動成為靖國神社統計戰爭陣亡者的名冊。厚生省的這部分工作，的確可認為是政府部門對社團法人的咨詢服務，陣亡者是否“擁有神格”與厚生省無關。而“公務死”則復雜些，往往需由遺族提出申請后進行核查認定，而何為“因公”，厚生省的認定標準援引的是“終戰前慣例”，即過去軍方的標準。所以，“擁有神格”的非陣亡者，實際上至少是厚生省參與了選擇的。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厚生省與靖國神社的往來是政府咨詢答疑的方式，但往來的文牘格式卻依循舊例。譬如，厚生省提供給靖國神社的名冊是專門的“祭神名票”，無論是普通陣亡士兵還是悄悄塞給靖國神社的戰犯，遞送的統統是“祭神名票”。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1945年12月20日，日本政府在靖國神社進行最后的臨時大招魂的軍方儀式主持者人賀屋興宣大佐，在關押釋放后進入厚生省，職責上繼續與靖國神社對口。

　　推敲靖國神社“民營化”純度的另外一個案例是，1956年，厚生省曾向掌握陣亡者情報的各地方政府提出“協力合祀”的要求，經費由國家負擔。

　　靖國神社的“民營化”是聯合國軍占領日本期間，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產物，自然，靖國神社在生存無虞后，要求恢復“國有” 的呼聲一直就有，上世紀七十年代達到頂點，1974年自民黨依仗席位優勢，強行在眾議院實施單獨表決，通過了《靖國神社國家護持法案》，但旋被參議院否決，此后這種以立法促“國有化”的嘗試基本消失。

　　今天，日本人早已習慣“改制”后的靖國神社，也習慣了平成天皇即位后從不出席靖國神社的例祭儀式。

　　某種程度上，今天“非國有化”的靖國神社，當年手下留情的美國人是可接受甚至是樂見的，但是，1964年病逝的麥克阿瑟絕對想不到，他死后沒幾年，那些戰犯全被送進了靖國神社，而日本政要為了顯示個性，時不時還要去參拜一下。(黃章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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