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政策帶來防核擴散“災難年”

　　“2006年，防核擴散努力在各個領域都可說是每況愈下，甚至出現倒退的情況。”瑟林奇昂尼一針見血地指出，“國際社會在防核擴散議題上難以達成共識，對于美國防核擴散的動機和政策感到憤怒與質疑的態度更是高漲；此外，兩件破壞性的事件(devastating events)相繼發生：朝鮮在10月進行核試爆，成為全球第9個擁核國家，打破各界自1998年印度核試后維持核武國家數目不變的期望；其次，美國國會在12月通過修改美國法律以對印度輸出核技術的法案，改變了美國30年來的核輸出立場，更是對防核擴散社會的一大打擊。同時，美國試圖阻止伊朗發展核項目的努力更是不得人心(losing ground)。伊朗的聲明惹得中東地區至少其他10個國家同樣表示有意發展民用核項目。”

　　按華盛頓智庫軍備控制協會(Arms Control Association)研究部主任韋德·博爾斯(Wade Boese)的話說，全球防核擴散社會雖然不至于瀕臨崩潰，但過去一年來所發生的種種事件的確對現狀沒有幫助。

　　“美國國會沒能改善美印核協議中有關防核擴散的部分，無疑損害了防核擴散社會的努力。同時，伊朗、朝鮮和國際社會的核對峙也越來越糟。可以說，過去一年中，防核擴散機制沒有什么正面的發展，”博爾斯感嘆道。

　　美國不僅對外的政策失效，對美國自身核態勢(nuclear posture)的調整也是引人詬病。瑟林奇昂尼特別指出，布什政府正在考慮重新開始對钚原料進行再處理(reprocess plutonium)，對防核擴散也是壞消息一件。由于钚是制造核彈的原料，出于對核原料擴散的顧慮，卡特政府于1977年開始停止對核電廠的廢燃料進行再處理--即將钚原料從廢料中分離出來以再次使用。美國能源部卻于2006年初提議停止這個有30年歷史的禁令，引來防核擴散社會“哀聲載道”，擔心美國政府的作為可能讓世界上其他擁有核電廠的國家采取同樣的態度，從民用核項目中衍生出軍用核武器。

　　“美國與其國際盟友的合作也是問題叢生，反映出布什政府在防核擴散策略上的完全崩潰。”瑟林奇昂尼批評道，“布什政府上臺后，完全脫離美國過去的防核擴散原則，從國際防核擴散社會中‘出走’(walk out)，在談判場合上總是派出一些低階的官員，完全不顧美國40多年來的外交及合作機制，在處理核擴散威脅時選擇走上單邊主義的道路。”

　　斯坦布魯諾表示，布什政府改變美國核態勢，為的是維持美國對敵對國家的核優勢(nuclear superiority)。

　　“布什政府的好戰本能(belligerent instincts)讓他們想盡辦法去極大化國家的戰略優勢，同時極小化國際規范的限制。換句話說，現任的美國政府是個極端主義者的政府(extremist administration)。”斯坦布魯諾感嘆道，“老實說，大家對現任政府已經不抱持任何希望了。”

　　基本上，布什自2001年上任后承接的所有核擴散議題，6年來幾乎全數產生了負面的結果。“唯一的例外是利比亞。”瑟林奇昂尼指出，“但是利比亞之所以成為例外，是因為布什選擇同利比亞政府談判，而不是一味地威脅要利比亞改朝換代(regime change)。在處理其他核擴散問題上，布什政府使用的這個‘改朝換代’的訴求并不奏效。”

　　但是面對外界的指責聲浪，布什政府并沒有承認政策失誤，而是歸咎于“歷史的包袱”。以朝鮮問題為例，布什政府每每將矛頭指向克林頓時期的對朝策略錯誤，直指是克林頓的“綏靖”政策導致今日的“養虎為患”，讓朝鮮的核項目不斷坐大。瑟林奇昂尼對此十分不以為然。

　　“外界常常將(防核擴散)黯淡的現狀錯誤地解釋(misinterpreted)為歷史的發展，而非現政府的失敗，好像這些事件是自然地發生在我們身上，而不是錯誤的政策所創造出來的。”瑟林奇昂尼評論道，“以朝鮮為例，我們的確在2005年9月達成協議，但是布什政府沒有去執行它，反而對朝鮮進行金融制裁；我們也多次錯失了同伊朗談判的機會，總是威脅要推翻現任的政府。”

　　瑟林奇昂尼進一步將布什政府在防核擴散決策上的失誤歸咎到部分人士的頭上。“美國在處理核擴散問題上的決定同事件本身毫無相干，反而可說是造成這些事件的導火索。布什政府在防核擴散問題上的態度早由一批新保守主義人士主導，他們在1998年--布什上任前--便已經編造好了(cooked up)他們對待朝鮮這些國家的政策。”

　　在布什的第一任期中，上到副總統切尼，下至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和國務次卿里查得·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以及負責同朝鮮談判的助理國務卿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等人，都是新保守主義的源頭--美國新世紀工程(Project of New American Century，即PNAC)的大將。于1997年成立的PNAC的宗旨包括：提高美國軍費支出；加強美國及其民主友邦的關系，挑戰對美國利益和價值有敵意的國家；對外宣揚政治和經濟自由等。深受這些教條啟發的新保派人士們進入布什政府后，主導的國防和外交政策中不難看出有新保守派強烈的影子，使得美國對民主友邦如印度頻開先例，而被布什貼上“邪惡軸心”國家標簽的朝鮮和伊朗不僅見不著蘿卜，大棒倒吃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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