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李智

　　在2006年1月9日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黨中央提出中國科技發展目標：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要建立創新型國家，尤其是要把企業作為創新的主體，我想必將會對我們國家整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建設小康社會帶來非常大的影響，這一次又迎來了科技的一個新的春天。”鄧楠如是說。

　　鄧楠，作為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副主席，曾任中國科技部副部長，一直致力和推動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工作。

　　致力于科技創新事業

　　起始于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第一個21世紀議程行動方案”至今被認為是中國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標志。當時，中國“21世紀議程”領導小組為了編寫這個方案，組織了原國家經貿委、原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等66家成員單位的300名精英學者予以論證和調研，其中90%以上是學者型官員和相關機構的研究員，還有一些兩院院士。而該領導小組的負責人就是鄧楠。

　　此外，在中國第一部反映生物多樣性保護——《讓生命永存》的大型電視系列片里，鄧楠擔任總監制；1998年出版的《可持續發展：人類關懷未來》一書，鄧楠任該書主編；2002年，她還率團參加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2005年，“21世紀論壇——中歐可持續發展分論壇”在中國舉行，大會名譽主席仍然是她。

　　除此之外，鄧楠還一直擔任著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的理事長。這個研究會的前身是中國社會發展科學研究會，成立于1991年。研究會下設人居環境、水問題、減災、可持續發展、農業和生態環境等五個學術專業委員會。毫不夸張地說，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大多出自該機構。而在國務院28個組成部門和18個直屬機構中，50%的部門都與可持續發展戰略有關，掛鉤最密切的是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國家環保總局、國土資源部、商務部、教育部、農業部、國家計生委等。

　　　最像父親的女兒

　　鑒于鄧楠對中國科技事業的這份熱情與執著，有人曾評價與其父親——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極其相似。因為，小平同志晚年對中國的科技、教育傾入了大量的心血。

　　2004年8月，鄧楠為全國100名大、中、小學生頒發“中國青少年科技創新獎勵基金”，而該項基金是用小平同志生前全部稿費142萬元設立的。對此，鄧楠曾表示：“這是我們全家對父親最好的紀念，他的最后一個遺愿實現了！”

　　“其實，在鄧家的幾名子女中鄧楠的外貌最酷似其父親，說話時的語氣、神態也像，一看就是他的女兒，而鄧楠在工作中謹言慎行、從不高談闊論的特點，與鄧楠的家庭教育不無關聯。”中科院一位已經退休的研究員告訴《小康》。

　　事實上，關于鄧小平的家庭與生活狀況，外界雖有報道，但其對子女的言傳身教卻鮮為人知。

　　鄧楠在回憶父親時曾這樣描述：父親是一個說話很少的人，他平常也不太跟我們聊天兒。在家里說話的時候，我們說九句，大概他能說一句，一般是聽我們說。而且，他從來不跟我們講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什么東西，就跟普通老百姓一樣，對我們的要求也是一樣。“文化大革命”前我們穿得都很樸素，衣服都是打補丁的。因為我們家孩子比較多，經濟也不太寬裕，所以我們都是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舊衣服。有時候衣服破了，就再打個補丁，然后再接著穿。在我們這個家庭，從來就不談貴賤或家庭地位，當時我們覺得自己跟普通家庭的孩子是一樣的。

　　此外，媽媽也從不告訴我們父親是做什么工作的，有多大的官兒。我記得1952年他調到北京工作，在重慶到北京的飛機上，我就問他，在四川人家叫你首長，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們講，到了北京以后是“腳掌”。所以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北京來做什么工作。

　　來北京后，我們被安排在八一小學學習。那兒的學生全都是軍隊干部子弟，他們的父親都有軍銜，每當大家提到你父親是什么銜，他父親是什么銜的時候，我們就都不敢說話了。因為，我們也不知道父親是什么銜，我一看人家在的時候就躲得遠遠的，因為我們老是覺得在那個學校里，我們的父親大概官是最小的了。……在這段回憶中，鄧楠對父親的評價飽含著一種平實而深沉的愛。然而，對于熟悉鄧楠的人來說，評價她“不大像高干子女”。

　　下放勞動以苦為樂

　　生活和工作中的與人為善，令鄧楠無論是在中科院還是科技部或科協都被人們津津樂道。但是，與經常出現在公共場合的父親和大哥相比，鄧楠也有個性獨特的一面。當過工人的她被下屬稱贊做事專業就是一個有力的佐證，而鄧楠一段被人知之甚少的下放經歷也證明了她具備這樣的氣質。

　　那是1969年10月，當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把鄧小平一家推向了災難的深淵，已經65歲的小平同志第二次受到錯誤批判，被送到江西，監督勞動。而鄧楠也受到牽連于同年下放到陜西寧強縣插隊，后來她被分配到原漢中地區電機廠電機變壓器安裝修理班工作(現為漢中市變壓器廠)。

　　“一天早晨，廠政治處的干部領著一位身穿舊軍裝、短發的女工來到班里，政治處的同志說：‘從今天起她就分到你們班勞動，你要親自帶她！’當時，我也不知道怎么稱呼她，于是就幫她領了張職工登記表，填好后在往勞資科送表時，見社會關系一欄里寫著，父親：‘鄧小平’三個字，我心里頓時咯噔一下，有點不知所措，因為鄧小平當時是黨內二號‘走資派’。政治處的干部見狀便對我說：‘鄧楠的事不要往外說，也不要問她什么！’后來為了讓鄧楠熟悉工作環境，我還把班里所有人都召集起來，并介紹：‘新來的女工，叫鄧楠。從今天起就是我們班的人了，以后大家多幫助點兒！’　”回憶起這段往事，鄧楠當時的班長記憶猶新。

　　鄧楠在下放勞動的日子中，生活得極為艱苦，每天早晨幾乎都是二兩饅頭夾點兒榨菜，喝點兒水了事，中午在廠食堂同大家一樣買飯吃。而穿戴也總是那一身黃軍裝、黃軍鞋，和普通女工并無二致。

　　令班長印象最深的是，鄧楠很勤快，每天來得也早，把工具房、工具箱收拾得干干凈凈，工具也碼放得整整齊齊。而且鄧楠說話不多，平時光埋頭干活，從不同誰說閑話，有時班長看不過眼，就叫她休息一會兒，而鄧楠卻笑笑，搖搖頭，仍然手腳不停。

　　能吃苦，虛心好學，一般的技術只問一次，就能自己干，有的活兒看一下就會了，鄧楠的這些表現，經常縈繞在班長的腦子里，“到底是高干子女，和常人就是不一樣”，但他一直不敢說出去。

　　修理班的另一位同事在回憶同鄧楠一起工作的經歷時還透露了另外一件小事兒：有一次試驗電機，在沒有拉電閘的情況下鄧楠去接電線，結果右手一下子被“粘”住了。這位同事和班長當時正在她對面的高臺上試驗機車，見狀大聲叫離鄧楠不遠的電工過來。當時電工在修理電機，聽到喊聲，忙轉身，關了電閘，鄧楠的手才從電線上脫下來。

　　“班長此時也匆忙從機車上躥下來，見她右手燒了一塊疤，叫她快去包一下，而鄧楠卻笑了笑又忙工作去了！”這位同事這樣描述當時的場景。

　　歲月如梭。如今，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鄧楠已經到了可以安度晚年的年齡。但是，對于已經在中國科技界工作了31年，從事科技管理工作25年的她來說，培養更多的創新型人才以及在有生之年為實現創新型國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卻讓她無法停止腳步，也無法停止思想。

　　(摘自《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