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記者引領者
“賀文生哪兒弄到的線索不知道，反正他鼎盛的那兩年，每天早晨，一堆的假記者排著隊到他租的地方去求線索。”“賣報紙還沒公廁手紙掙錢。”1月26日，華嚴街北口報亭老板，翻了大半天，最終還是從掛在外面的繩子上取下了唯一一份體育類報紙。
然后，這條繩子上，只剩下三份《法制故事》之類的破報紙，報頭日期顯示是2006年11月。
在這個普通工人月收入四五百塊錢的城市里，記者站繁多、“假記者”橫行，顯然跟人們的閱讀需求沒有什么關系。
“在大同活動的所謂記者至少有600人。”大同市新聞中心主任谷盛明曾多次對媒體說。
“正常情況下，真的假的，應該不會少于1000號人。”李治軍說，這還僅僅是“常規人口”，不算偶爾趁亂渾水摸魚的“流動性人口”。
李治軍先后在五六個記者站工作過十幾年。在他的記憶里，大同的假記者風潮，開始于2000年前后，而天鎮縣的一個農民賀文生，成為了這場風潮的引導者。
賀文生，最初只是個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后來當過村支書。2000年，他開始以《雁門關》雜志駐大同通聯站站長的名義，從事“新聞曝光”活動。
那時，大多數礦主還不像今天一樣知道“看一下記者證”，賀文生很輕松就達到了獲取錢財的目的。
然后，賀文生的家人，幾乎都開始從事“新聞行業”。
賀文生在大同的名聲越來越大，他自己還培養出了不少“線人”，哪兒煤礦手續不全、煤窯出現事故，他都能得到線索。
“賀文生哪兒弄到的線索不知道，反正他鼎盛的那兩年，每天早晨，一堆的假記者排著隊到他租的地方去求線索。”李治軍說。
6年多，賀文生的身份一直在不斷地變化，他至少有5、6個各種記者站發的工作證或新聞采訪證，但干的活卻沒有發生過什么變化，就是到下面礦上要錢。
2007年初，山西省各地市糾風辦、市新聞出版局發出公告，曝光36名涉嫌仿制和假冒記者證的假記者。
在距離大同不到100公里的朔州，賀文生在敲詐勒索礦主時被人揭穿，也是這36個被曝光假記者之一。
大同“圈里”的傳言，這些年賀文生至少掙了500多萬。
“現在還沒有抓到他，聽說現在他不敢到朔州那邊去了，但是還是經常在大同附近的煤礦活動。”李治軍說。
假記者風潮
每個接到通知的人，一般會很快就趕到現場，這種“記者”能連續幾天來十幾撥，而這個消息的發布者就躲在離現場不遠的地方，等著收取“消息費”。
在多名當地媒體記者印象中，假記者從賀文生開始，已換了好幾茬了。但這些年，假記者撈錢的方式幾乎沒有什么變化。
“一般是一個聽說哪個煤礦有問題，約倆人，包個車直接到礦上，一亮證件，礦主就看著辦吧。”李治軍說，一般礦主知道自己礦上手續不全什么的，直接給錢打發走了事。
然后，得手的假記者就會馬上通知同伙或者是同行，讓大家一起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
當然，這個消息不是免費發布的。每個接到通知的人，一般會很快就趕到現場，這種“記者”能連續幾天來十幾撥，而這個消息的發布者就躲在離現場不遠的地方，等著收取“消息費”。
“礦主不知道情況，又怕真被曝光出去因小失大，所以一般都會給錢的。”李治軍說，一般一個人從兩三千到兩三萬的價碼都有，全由礦主自己看著給。
當地幾名礦主均稱有以錢財“打發記者”的經歷。
“碰上一次出事就得給個十幾萬、幾十萬，多的時候花上一百萬的也有。”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礦主說。
這樣，只要一次得手了，發布消息的假記者，至少能弄到1萬多塊錢，碰上稀里糊涂的“冤大頭”，一次能搞到10萬以上。
大同教場街的一條小胡同，是不少此類“記者”熟悉的地方，他們所從屬的“記者站”就分布在周圍，不少只是租了一間破舊的民房，連牌子也沒有。這些“記者”接到同行的電話后，會在這里與關系好的“同行”會合，一批批出發。“這里靠近市中心，到哪里都方便。”據李治軍介紹，這幾年，全國各地都有跑到大同行騙的假記者，北京的、太原的，隨便拿一個什么雜志社的記者證，夫妻倆甚至是全家總動員，就去下邊騙錢去了。
“有些派頭很大的，開著本田越野，掛北京的牌照，相機、手提電腦設備齊全，自稱是某某主任，還帶著秘書，一般秘書就是自己的親屬。”這樣一年下來，就能掙夠買車、買房的錢。
而在山西不少地區，都存在類似情況。在2006年被列為全省打擊假報、假刊、假記者的試點市呂梁，百余天內共查處了80余名假記者。
該市文化新聞出版局副局長楊志明接受媒體采訪說，“最近兩年，呂梁市乃至山西省的假記者十分猖獗。有不少人上午還擺小攤、賣燒烤，下午就跑到突發事件現場去采訪了。”而他們熱衷的事主要是：干預農村選舉、幫人打官司、護送超載車輛通過治超點、敲詐勒索企業主等。
因為各種名目的假記者太多，真記者采訪也遭遇“名譽危機”。中國青年報的一名記者曾說，他在山西采訪時經常會遇到被采訪單位反復核對身份的尷尬場面，當一切都核實清楚后，被采訪者多會很無奈地對他說：“實在沒辦法，是讓假記者給鬧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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