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楊先生和公司發生勞動爭議，雙方對簿公堂時，楊先生和他的代理律師驚訝地發現，公司的工會主席坐在了他的對面被告席上。楊先生納悶，工會主席照道理應該維護職工權益幫自己，怎么會代理公司跟他在法庭上較起了勁，他是否坐錯了位置？

　　昨天，市總工會新聞發言人了解此事后態度很明確，工會主席代理公司出庭跟職工打勞動爭議官司的行為不妥當。

　　法律專家則認為，工會主席沒有權限在公堂上坐在職工的對立面，在程序上是有問題的。

　　工會主席代理公司跟職工打官司

　　楊先生1995年進入本市某公司工作，2006年2月中旬，公司因實行用工改革，通知楊簽訂解除勞動合同協議書，并根據《關于推行用工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要求楊先生在公司單方面限定的時間內簽訂協議，否則就不給優惠政策。

　　在簽訂協議時，楊先生發現他沒有獲得一次性獎金，便向公司詢問，公司稱已經都算在一起了。楊先生對此難以理解，于是申請勞動仲裁，但未獲支持。之后，他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公司支付協議解除勞動合同獎金及其他經濟損失。

　　法院認為，用人單位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有權單方制定內部規則，且《關于推行用工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是通過職代會討論決定的，并予以張貼公示過，保證了勞動者的知情權。法院據此判楊先生敗訴。楊先生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官司一槌定音，但有個疑問在楊先生和他的代理律師腦海里揮之不去，因為代理公司方出面的除了本市某勞動咨詢保障公司一名工作人員外，竟還有公司的工會主席唐先生。那么，工會主席代理公司出面打官司妥當嗎？

　　法院有質疑但無法律具體規范

　　事實上，楊先生的代理律師在勞動爭議仲裁開庭時就對公司方委托代理人唐先生的身份產生疑問，但沒有獲得結果。

　　在法院一、二審審理過程中，唐先生均作為委托代理人之一參加訴訟，在授權委托書中注明其系“公司員工”。

　　之后，法院也發現唐先生的另一身份實為該公司的工會主席。法院對此認為，工會主席代表用人單位參加勞動爭議案件的訴訟，顯然有悖立法宗旨。但由于法律對這方面規定比較模糊，法院最終沒有取消唐先生委托代理人的資格。

　　記者查閱《工會法》發現，工會的作用是：“職工認為企業侵犯其勞動權益而申請勞動爭議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工會應當給予支持和幫助。”

　　而《中國工會章程》規定，中國工會的主要社會職能就是維護職工的合法利益和民主權利，工會基層委員會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參與協調勞動關系及調解勞動爭議，與企業協商解決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問題。

　　看來，工會的基本職能是代表和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無疑應從緩和勞資對立，構建和諧的勞資關系出發，切實維護職工利益。

　　總工會：代理資方與職工打官司不妥

　　不過，無論是《工會法》還是《中國工會章程》都沒有明確規定，職工與公司發生勞動爭議，工會主席不能代理公司出面打官司。

　　因此，這個問題成為業界的爭論焦點。

　　市總工會新聞發言人對此態度很明確，工會主席代理公司跟職工打勞動爭議官司，這種做法肯定不妥當。發生勞動爭議后，如果單位存在問題，工會主席應該據理力爭為職工說話，至于打官司則更應該坐準自己的位置。如果職工在工作中存在缺點，工會主席應該向職工耐心解釋，取得他們的理解。

　　這位新聞發言人還說，目前，許多企業特別是非公企業，工會主席有多種身份，比如還擔當行政管理人員等，這個時候代理公司打官司，其身份就很難確定。

　　全國總工會政策研究室有關人士認為，法律明確規定工會必須代表并維護職工利益，而不能代表或維護企業的行政方面利益，這是不容置疑的。

　　法律專家：有違《工會法》精神

　　曾多年在市總工會負責勞動爭議案件代理、上海市匯業律師事務所律師廖明濤說，這種現象本市已多年未發生過，現在既然發生了，有探討的必要。

　　廖律師認為，我國《工會法》中明文規定工會必須“聽取和反映職工的意見和要求”，而工會主席代理單位出庭跟職工打官司，是違反《工會法》立法精神的。事實上，工會主席沒有權限跟職工站在對立面打勞動爭議官司。在訴訟程序上是有問題的，法院應該謹慎對待。職工在維權過程中如果發現類似問題，可以起訴工會，或者向有關部門投訴。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張國炎認為，工會主席有沒有單位一方的代理主體資格要看具體情況，如果工會主席代表職工簽訂集體勞動合同，那么，他是不可以幫單位打官司的。如果沒簽過這樣的合同，以個人名義或者普通公民代理人身份幫單位打官司，則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是如果以公司員工名義出庭，則有雙重身份的嫌疑，法院查實后應該要求當事人更換代理人。(記者 劉海）